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中苏经济关系(1948-1949)研究之一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苏联出于在远东战略目标的考虑,在对华政策方面由与美国合作逐步转向倚重与支持中共,与中共积极开展经济关系.此种关系主要体现在苏联对中共在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政权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双方在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方面的矛盾上.双方虽然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摩擦,但总体上中共与苏联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和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主导方面.它构成了中苏军事和政治同盟的经济基础.     

专题史料：“九一三”事件鲜为人知的对外交涉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联席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成功会晤,中苏关系缓和。蒙古不愿做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后同中国重新互派大使的国家,积极要求改善中蒙关系。1971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向蒙古国大呼啦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两国关系转入正常发展轨道。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了,中蒙关系面临一场特殊的政治考验。     

邓小平：妙手走活中苏关系这盘棋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战与和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体外交战略，在大体上理顺了中美关系之后，提出要缓和并改善中苏关系。但是如何才能使两个相互对抗已20年的国家重修旧好呢？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聪明和才智运筹帷幄，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建国初期苏联太平洋舰队访问上海纪实

1956年6月20日至26日,应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访问上海。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舰队首次访华,也是上海解放后首次接待外国海军舰队的来访,加之当时中苏合作和中苏友谊的大背景,中苏双方都很重视。在中苏关系史上,此次苏联太平洋舰队为期6天的访沪之行算得上一件大事,也给上海人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正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经历酝酿——实施——实现的十年。我作为外交部主管司——苏欧司的副处长、副司级参赞，亲历了这一正常化的全过程。“中苏关系正常化”七个字，与“邓小平”这三个字是紧密相连的，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密不可分的。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与苏联对中印边界问题立场的转变

1962年秋冬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事件,是中苏分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分水岭.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苏不断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寻求对方的支持和帮助.随着危机的结束,苏联迅速改变立场,指责中国是中印边界冲突的始作俑者;而中国也公开指责苏共在处理导弹危机的过程中犯了"冒进主义"与"投降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巨大分歧与矛盾,使中苏走向了公开分裂的道路.     

二战后初期中苏关于中国俄侨问题的交涉与斗争——以苏联恢复俄国侨民苏联国籍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苏联发布了1945年11月20日与1946年1月20日两个恢复中国俄侨国籍令，以彻底解决中国俄侨问题。苏联恢复俄侨国籍的多重目的及其在解决俄侨问题上的一系列不正当做法，直接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利益及国民党自身利益的重大威胁与损害。为此，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尽量予苏联以合作和便利的同时，进行了暗中的抵制与反击。然而，弱势的国际地位和“恐苏助共”的致命伤，使其抵制与反击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作用不大。苏联恢复中国俄侨国籍的目的基本达到。中、苏双方围绕以苏联恢复俄侨国籍为中心的中国俄侨问题而展开的交涉和斗争，是该时期双方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邓小平与中苏大论战

邓小平是中苏大论战的主要当事人和中方主要代表之一,在论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反思中苏论战这桩历史公案的时候,把当年那场争论明确划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领域干涉与反干涉的恩恩怨怨,其二是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争论的是是非非.就两个层面的反思而言,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结果可谓殊途同归,无一不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既是毛泽东未能完成的探索的继续,也是对"九评"理论基础的根本颠覆.     

宋庆龄与中苏友好协会(1949-1966)

1949年,宋庆龄当选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后又连任会长,在将近二十多年的工作中,一直致力于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此期间,宋庆龄两次出访苏联、接待苏联代表团及领导人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宋庆龄之所能够出任中苏友好协会领导人并在中苏友好关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与党和国家的外交方针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自身与苏联的渊源,更重要的是对孙中山联俄遗愿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