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能当劳动模范吗？

本刊曾就私有企业主究竟能否当劳动模范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引起了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普遍关注。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以求得共识,本刊再发表周新城同志的这篇文章,希望引起读者们的进一步关注。     

推动高校基层党委工作高质量开展

<正>高校基层党委是高校院（系）级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学校党委批准，设立的党的基层委员会，处于学校党委和党支部之间的中间层次，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教学等事业发展的政治支撑。为推动高校基层党委工作高质量开展，基层党委应坚持队伍建设科学化、政治生活制度化、理论学习智能化、宣传工作时代化。     

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趋中间化”特征及其制度启示

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趋中间化”是因应现实困境与法律调整需求的必然结果，意味着集体管理组织角色身份的变化和功能的拓展。在集体管理组织的对外活动中，其与作品权利人之间的关系已然超出了信托范畴，与作品使用者也并非截然对立的利益博弈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推动公益事业进步、实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公共角色。我国当前正值修订《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之际，应当对著作权集体管理“趋中间化”的社会基础和现实需求有所考虑。对此，立法应进一步扩张著作权集体管理内涵，以便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趋中间化”发展提供必要制度空间和明确法律指引。     

独立行政拘留程序之提倡——论行政拘留程序改革的“中间方案”

行政拘留是我国违法行为制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程序保障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并衍生出一定意义上的与刑罚轻重失衡问题，不利于加强执法司法权力制约监督，也不利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顺畅衔接。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中，行政拘留程序的建构原则应当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其具体程序保障机制也应当参考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要求。行政拘留程序改革不应是简单的刑罚化，也不应仅增加听证程序，而应当选择“中间方案”,建立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独立行政拘留程序，核心是提供可选择、可放弃的事前司法审查机制，其实质是把行政诉讼救济机制前移至处罚决定执行之前。     

遗产继承归扣制度改革的中间路线

随着对个人所有权保护的加强及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贯彻实施,作为平衡继承人遗产继承利益手段的归扣制度,尽管仍然存在平衡各继承人继承利益的功能,但通过对被继承人合法赠与行为效力的否定以此扩展被继承人遗产范围的做法,实与社会普遍认同的物权须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直接违背.为贯彻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保证继承法为财产法的本质属性并与所有权的本性相统一,在继承法修订过程中增设归扣制度的同时,将归扣制度的基础顺势进行改革,以建立完善的归扣制度,既是我国继承法修订过程中应该完成的任务,也是各国归扣制度发展的应然趋势.     

论人格权侵害禁令民事速裁程序的构建

人格权侵害禁令是《民法典》第997条创设的一项特殊禁令，要求民事诉讼程序在与之对接时既能保证在紧急情况下迅速颁布禁令，又要保障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性权利。但是，我国现有的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皆无法二者兼顾。对此，建议结合我国关于民事速裁程序的现有规定，充分考虑人格权禁令制度自身的功能、性质，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专门构建一套包含管辖法院、启动主体、审理程序、证明对象、先行条件等在内的完整的速裁程序，以期最大限度发挥人格权禁令的权利保护功效。     

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实施:回眸与展望

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实施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关键核心技术。两法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虽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端倪,但并无“先实体、后程序”或“先程序、后实体”之痼疾。通过强调独立性,民事诉讼法在40年前即完成形式法典化。强调独立性和能动性并弱化协同性的路径依赖逐渐生成,与民法脱钩从权宜之计内化为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底层逻辑。两法协同实施面临四重困境,具体表现为民法规范的动态化、阶层化困境,实体构成要件的证明困境,法律效果的空转与裁判效力泛化困境,民事权利保护与诉讼程序的错位困境。进入《民法典》时代,独立化与能动化愈发加剧民事诉讼贫困化,即相对民事实体法强调独立性,对于民事司法实践又欠缺自主性。“切实实施民法典”必须直面“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时代挑战。在科学配置“人案比”的基础上,亲近民法的民事诉讼立法、司法和理论转向是正确实施《民法典》的时代要求。     

NPE诉讼中的司法政策

专利非实施主体（NPE）拥有专利，但不从事实际生产，因此在专利许可谈判中缺乏与专利实施者的交互性。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日益强化，一些旨在攫取高额许可费或寻求高额赔偿的投机型NPE逐步涌现，专利侵权诉讼成为其要挟目标对象的直接或间接手段。探讨NPE诉讼中的司法政策，应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产业链中的不对称性，以及给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甚至由此导致的司法程序之异化。具言之，在诉讼管辖中，坚持“最密切联系原则”，根据“适当联系”的标准分层次建立积极的管辖权制度；在救济手段上，损害赔偿遵循填平原则，禁令仅适用于“反向劫持”等特殊情形；司法定价应以合理补偿为基础，遵循利益平衡原则，基于个案选取适当方式计算专利许可费率，并以此评估损害赔偿金额。     

论我国环境保护禁止令的程序定位及适用规则北大核心SSCI

环境保护禁止令是及时制止生态环境侵权行为、预防生态环境损害发生或扩大的重要制度举措。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将环境保护禁止令作为一种民事行为保全措施适用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基于对行为保全框架下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的反思,禁止令在我国环境保护领域并没有充分发挥及时制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制度功能。为了突出对环境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和生态损害救济的及时性,我国应当突破现有的行为保全制度框架,规定独立的环境保护禁止令,并增设与其相适应的民事程序。在此基础上,将环境保护禁止令与行为保全制度、环境民事诉讼妥当衔接。在程序法上,对环境保护禁止令的申请主体、审查规则、法律效力和救济方式等适用规则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