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权之争:法眼下情与“钱”的交织

孩子,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的希望。孩子归谁抚养、由谁监管可能影响着一个孩子的成长轨迹。在夫妻反目对簿公堂,当天灾人祸之下抚养权不得不移转的客观现实面前,法官的一次法槌敲动可能决定了一个孩子的未来。为此,每个法官都应在有利于"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的这一裁判准则的基础上,综合全案情况,严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谨慎裁判。笔者挑选司法实践中几则案例,与大家一起细细品味此类案件中的法律规定、法官裁判思路与心理。     

稿约

<正>《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主管、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期刊。《学报》立足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研究,重点探索石油石化企业中高级管理人才培育、先进文化传播、改革创新重大问题破解之道,以及企业培训的新方法、新举措。《学报》设置栏目有:专家视点、热点论坛、创新发展、人力资源、安全环保、党建园地、     

国学赏析

正【选自】《论语,雍也篇》【原文】樊迟问知(1),子曰:"务(2)民之义(3),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注释】(1)知:音zhi,同"智"。(2)务:从事、致力于。(3)义: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译文】樊迟问孔子怎样才算是智,孔子说:"专心致力于(提倡)老百姓应该遵从的道德,尊敬鬼神但要远离它,就可以说是智了。"樊迟又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仁     

古代中国的“风俗之治”及其现代启示——兼论社会道德建设的范式转换

风俗是儒家政治和道德学说的重要概念,以教化为根本手段的风俗之治是古代中国政治治理实践的重要传统。风俗之治是德治主义政治逻辑下必然的问题导向、目标诱惑和路径锁定。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区别于古代风俗之治的关键,在于实现从道德本位的儒家政治哲学范式向权利本位的现代政治哲学范式的转换,政府作为法治公正的提供者而不是社会道德风俗的直接塑造者,克制正俗的权力冲动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建设。     

周小平花千芳，爱国不需要理由

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周小平、花千芳，不但“德国之声”“美国之音”挖苦，连一些“中国之声”也怪话连篇。有人认为他俩既无较高学历，又无渊博知识，何能何德值得最高领导人接见。方舟子更是刊发长文，逐条驳斥周小平。周小平、花千芳确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以此苛求他们，既不公平，也不客观。我们这个时代，呼唤千千万万个周小平、花千芳，用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爱国不需要理由”的正能量。     

论耻感的评价活动机制与意识形态化

耻感是人的行为与内化为个体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差距甚至冲突时所产生的痛苦体验,因此耻感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评价活动。其评价活动机制与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以内化的一定社会的良心(心中之善)为客观的评价标准,以否定的痛苦的灵魂锤击的心理情感方式显现出来,通过主体自身需要的满足与心中之善的冲突过程、主体对心中之善的确证与升华过程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道德审判与自我心灵拯救。耻感的评价活动不仅在个体主体身上发生作用,而且以群体主体的方式展现出来。作为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以权威评价活动的"有机"形式把适合自己统治的荣辱(耻)观"群体化"、"普遍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全社会遵循的耻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民众评价活动和权威评价活动的上下互动中,通过意识形态的引领而形成的。只有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中,在关照现时代人民的诉求过程中,并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内化为民族耻观,构成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当代人们的道德信仰。     

“民调进所”：将矛盾纷争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社会转型期“新老问题相互交错，多种矛盾纠纷叠加”的形势下，问题能否解决在基层？隐患能否消除在萌芽状态？北京市公安局把“民事调解进派出所”机制，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治本之策，效果明显。     

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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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关于军阀问题“解决”方略之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政治渐呈严重的军事化割据态势,失去纲纪约束的军人势力尤其是北洋军阀集团成为国人聚焦、反对并力图"解决"的对象。各种政治力量均提出了"解决"军阀问题的不同主张和方略,其中国共两党尤其中共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性质的话语言说是"解决"军阀问题"大合唱"中的主导声音,其理论体系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反军阀作用。     

论唐文书法律制度:以《百道判》为文本考

白居易所拟《百道判》是唐代科考的一种特殊文体。本文通过考察《百道判》文本,并与其他唐代史书和律令比照,以反观唐代特定的文书法律制度,研究表明:自成体系的唐代法律制度促成了唐公文管理制度的形成,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唐代科举取士及选官制度保证了撰写和使用公文的人才质量;《百道判》判词本身为唐公文提供了很好的模版,该模板虽用典精工、辞藻华美,但最终还是能以实用、中肯、解决问题为目的。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一起促成了本属于文学范畴的公文,处于文化和政治的双重规定之中,最终被纳入到法律层面,更好地为政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