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权利的救济制度分析

一、引言长期以来,我们对监狱的解读是“国家的专政机关”,“暴力机器”,对罪犯的认识是“被专政的对象”,罪犯几乎没有权利可言,因而侵犯罪犯权利的现象时常发生。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加快,现代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基本人权保障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罪犯也是人,也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保障罪犯权利已成为人民的自觉选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障罪犯的权利,就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权利。罪犯“权利主体”、“特殊弱势群体”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同,并逐渐成为行刑活动的基本人权理念。在法治理论的框架里,救济是权利的应有之意。没有救济就没有权…     

中国学校建筑忧思录

一个毋庸置辩的事实是：在许多“中国一流”里展现的却是科学性的缺失、教育理念的滞后和对教育主体的漠视。“中国一些所谓‘一流’的学校建筑好比‘镀金的拖拉机’。”中育学校建筑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奋奋说,“当人家驾着奔驰宝马驰骋时,驾着拖拉机在高速公路上跑是什么感觉?”     

对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保护的几点思考

关于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保护问题,受到当今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关注,并且在立法上体现了新的理念和新的发展趋势。本文结合法国、德国和日本最新的修法成果,经过反思与分析,认为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主体保护范围应相应扩大,形成从宣告到个案审查、从行为能力的类型化到抽象化、从监护到保护和从法定监护到任意监护的新的保护思路。     

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

正确认识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是进行证券投资基金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基础。笔者在找出我国理论界对证券投资基金性质及法律地位认识分歧的根源之后,简要论述了公司型基金的法律主体地位,并从投资基金的社会主体性和法律主体性两个层次、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信托型基金的法律地位,指出我国的投资基金立法应从主体角度对信托型基金进行规范,同时希望立法大胆创新,把信托型基金列为与自然人、法人具有平等地位的第三民事主体。     

地方税主体税种选择:文献综述

地方税主体税种选择是构建地方税体系的重点内容,也是目前我国地方税制改革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国内外税收专家和学者从分权、分税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对策。     

2006年涉及公司企业典型知识产权案件回顾

又到了本刊每年一度的对上年涉及公司企业的典型案件进行回顾的时候了。同去年一样，本次仍旧将知识产权案件单独成篇。2006年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件有以下特点：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诉讼增多，涉及各个行业，这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加大以及各国对中国境内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新类型案件多，诉讼向纵深发展，除了原有的侵权主体以外，更有侵权边缘的主体被推匕被告席；网络下载侵权风起云涌；国内知识产权诉讼索赔更加理性……本篇仍旧以商标权纠纷案件、专利权纠纷案件．著作权纠纷案件以及不正当竞争等其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顺序对案件进行回顾。囿于作者水平及公开报道资料所限，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可能没有收入本篇，是为遗憾。     

浅议加强对乡镇政权的群众监督

群众监督是构建权力监督机制的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督机制的监控力度，主要取决于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监督的程度。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一方面可以对乡镇政权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造成强大压力，使其不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乡镇监督机     

行政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一个真实的案例反映了现实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作出两个以上不同决定时,其中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起诉,其他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由此推而广之,行政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在哪些情形下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本文将行政机关分为具有民事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两种情况,阐释了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原因,并对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具体情态进行了探讨.     

企业行为、制度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

一、问题的提出对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分析,不能只限于宏观视角,或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金融自由化的产物,而应深入到微观层次。在泡沫经济形成过程中,日本的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企业的经营行为和企业制度与泡沫经济的形成有什么内在联系?显然,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因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其行为是多方位的,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以自身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同时又受到经济环境与企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首先要找到一个问题分析的切入点。在本文中我们是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行为去寻…     

教育权之争——“孟母堂事件”的法理学思考

“孟母堂事件”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于教育权的争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国家作为教育权主体的地位,而未对父母的教育权做出具体规定。缺少制约的国家教育权力的膨胀造成诸多弊端。父母基于自然,有权主张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权,有权监督让渡给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权,家庭教育应有其合法的地位。当然教育权作为公民的自由权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家庭教育必须接受国家、社会、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国家也有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实现。这样,父母的教育权利与国家的教育权力(利)之间应该互相制约,以保障受教育人受教育权的完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