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主体判定标准的立法选择

汪青松在《河北法学》2010年第11期撰文认为,商事主体资格的判定对于商事法律关系的建构和商事特别法律的适用意义重大,但我国关于商事主体的理论认知和立法现状却难以有效解决现实中缤纷复杂的商事主体资格判断问题。各国商事立法关于商事主体的判定标准的规定不一而足,     

灾区，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青海省人大代表张生栋玉树抗震救灾二三事

2010年4月14日,这是一个让所有人刻骨铭心的日子。7时49分,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大地震。顷刻间,地动山摇,房屋坍塌、道路阻隔、通信中断、数十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     

论起诉对诉讼时效的影响

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的中止事由,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在我国现行民法框架下,仍应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若原告起诉后获得生效胜诉判决,诉讼时效从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或判决生效）时重新起算,且不因申请执行而中断;若原告起诉后未获实体判决,只要起诉行为构成诉讼外请求,亦可使诉讼时效中断。     

浅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现阶段,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行政法治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已经普遍建立,在我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是在理论界已有诸多论述,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机制已是学界共识。但这些探讨,几乎都是力图建立一套类似于西方法治国家的行政公益诉讼机制,尤其是在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上,采取了以检察机关为主,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辅的原则。但我认为现有的理论探讨在学理层面相当充分,在实践层面由于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重视不够,缺乏可超作性。笔者现就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为窃铜芯线盗割通信电缆的行为如何定性？

被告汪某、李某、张某三人为窃取含有铜的电缆线，干2007年2月11日、3月5日、3月7日夜间多次盗割通信电缆共计1255米，卖给他人，给电信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5621．96元，同时导致电话用户通信中断达12小时之久。公安机关以三人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报捕，侦查终结后，又以汪某等三人犯盗窃罪将本案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     

虚开发票罪与非法出售发票罪的甄别

【裁判要旨】具有从税务机关领取发票的主体资格,但在涉案发票显示的两单位没有货物购销或服务交易的前提下,仍为他人虚假开具发票,无论是否从中赚取佣金,都可以构成虚开发票罪。案号一审:(2012)朝刑初字第1764号【案情】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崔京兵,原北京广力博通策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崔京兵在没有真实业务发生的情况下,以自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广力博通策划有限公司为收款单位,为他人虚开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3张(票面金额达人民币80.55万元)。2012年3月1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内环辅路月山日本料理餐馆门前路边,被告人崔京兵向与北京广力博通策划有限公司无任何交易事项的魏山开具虚假交易内容的北     

玩忽职守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理论优劣之比较

玩忽职守罪中存在因果关系。对其的认定，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采用中断理论来加以判断。而监督过失理论对监督者疏于监督的行为进行了否定性评价，这种否定性评价并非仅从危害结果着眼，还由此向前寻找引发危害结果的原因。其比中断理论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和处理社会矛盾的需要，更加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     

从准统一到分离:商事主体资格的回归路径——对商事登记行为的公私法性质解构

商事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商事信用制度的建立,而作为商事信用表征的商事登记在我国商主体立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我国立法和实践的现状来看,商事主体资格登记和商事营业资格登记作为商事登记的两个重要方面存在定性不明、混淆不清、操作不统一的情形,而学者对其的讨论也大多集中在吊销营业执照的后果等实践性问题上,针对主体资格的回归和商事登记行为的公私法性质分析显得略有不足.因此有必要从我国商事资格登记准统一的立法模式出发,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通过分离主义模式的构建和登记行为公私法性质的解构还原商事主体资格的本来面目.     

房屋征收行政诉讼立案受理三题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制度,取代了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所确立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在诸多方面体现了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其所带来的重大制度变革,将使人民法院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首当其冲的便是房屋征收...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资格的认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5月7日所作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10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在5000元以上的应当追诉。但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公布以来，在司法界和学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资格的认定．一直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这些模糊认识直接影响对这一类案件的追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