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南海争端“双轨思路”下的制度建设略论

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是南海争端的肇因,而域外势力干涉,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各国在南海地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争端升级预防机制的缺失,也是争端升级的原因。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应就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进行磋商作为"一轨",而"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则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识,应是"二轨"的重点。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扩大并深化与他国的合作,中国与有关国家应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早日完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开始讨论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以解决各方共同遵守的南海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邓小平处理周边争端问题的战略性思维:构想与挑战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邓小平根基于和平、立足于大局、着眼于互利,提出了处理中国周边争端问题战略性思维的战略构想,其中"主权属我"是根本前提,"和平协商,合理解决"是第一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第二原则。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所面临的领土领海争端,在多年来的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效,也积累了众多的经验。中国在解决与周边国家间领土领海争端中,和平协商是重要方式,合作共赢是重要理念,"不惹事,不怕事"是重要原则。伴随中国实力的增长,周边有些国家以"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将中国视为发展威胁,使我国的周边关系中出现了个别国家阻挠"和平协商"、排斥中国"共同开发"、扩大和强化非法占有有争议领土控制权等新的问题和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仍然要坚持以邓小平处理周边争端的战略构想为指导,坚持"主权属我",强化主权行为;推进和平协商,治理合理解决;尽量以"共同开发"推动"搁置争议"的实现。     

俄罗斯强势复兴及其战略影响

2006年,俄罗斯呈现出强势复兴势头,经济崛起势头强劲,治国理念进一步成熟,外交的自信心与独立性显著增强,军事力量继续提升.强势复兴使普京对俄的国际角色重新定位:在国际政治中,不仅要成为"全球议事日程"的"参与者",更要成为"制定者";在世界经济中,不再做"被剥削者",而要做"得利者";在对原苏联国家关系中,不再做"供养者",而要充当"主导者".俄罗斯复兴及其相应的战略调整对国际格局及中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但俄罗斯复兴引起外部强烈反应,俄面临的国际环境未见明显好转.     

发展中国家参与WTO诉讼:现状与公平性问题解析

WT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被普遍认为有效和高效,但对发展中成员参与该机制的认识却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该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有的研究则相反.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的界定、发展中国家参与情况定量统计、对定量统计的不同角度分析和结论差异进行了探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参与是较积极的,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相当作用,与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也相适应,但就发展中国家数量来说,参与广泛性还有待提高,这有助于更全面和客观审视发展中国家参与WTO争端解决问题.     

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共海洋维权的斗争实践

抗战胜利后不久,日本经国民政府允许,重新进入中国近海捕鱼。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予以谴责,并领导沿海解放区开展对日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建立起军事护渔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联防体系。1955年中日签署渔业协定,海上斗争暂告缓和。岸信介上台后与华交恶,中共“以打促谈”,发起对日远海渔业竞争,迫使日方重回谈判桌前。整个过程中,中共根据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斗争策略,维护了中国在东、黄海的领海主权和捕鱼权。     

卡恰提武岛问题及其对印斯渔业争端的影响探析

自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以来,渔业争端逐渐成为印斯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卡恰提武岛问题是影响印斯渔业争端的重要因素。对于卡岛问题和渔业争端,印度中央政府、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政府三方之间的立场与诉求存在巨大张力。印度中央政府认为卡岛问题已经通过印斯海洋划界协定得以解决,不支持泰邦渔民越界捕捞,也一直努力修复因印度介入斯里兰卡内战而受影响的印斯关系;斯里兰卡政府认为卡岛是斯国领土,印度渔民无权在卡岛及其他斯方水域捕鱼,因此积极打击印度渔民的越界捕捞行为,但也重视维持印斯友好,并与印方就渔业问题探索解决方案;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则将卡岛问题与渔业争端挂钩,认为“割让”卡岛是造成渔业问题的根源。出于政治选举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泰邦就卡岛和渔业问题不断向中央政府施压并主张收回卡岛。对此问题,印度中央政府在维持印斯关系稳定与应对泰邦诉求之间进行着艰难的平衡。     

TPP劳工条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研究

TPP作为贸易自由化举措,其劳工条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TPP劳工条款将主要依据1998年ILO《关于在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确定劳工标准,"不减损"规则将和禁止贸易保护主义并存,争端解决机制将有限制地严格适用。TPP劳工条款将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劳动关系等领域,应确立"参与、引领"的思路加以应对。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近年来,欧洲对于经济主权的讨论从范围到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了相对应的"战略自主"的欧洲产业链行动。无论是缘于理论反思,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变化,抑或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触发的思维方式转变,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强化经济主权是基于战略安全考虑,还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中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特别是在塑造经济主权过程中究竟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的道路?这不仅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中国外贸法下的贸易报复机制及其预期的适用

中国现行的贸易报复机制源于1994年《对外贸易法》,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定的经济和文化背景。这一机制在本质上并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但那些情绪化的贸易报复条款在将来的修订中应加以改革,因为即使没有这些条款,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仍享有对采取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的国家实施贸易报复的权利。然而,鉴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所确立的贸易报复规则也是不完善的,诉诸于世贸组织贸易报复机制并不意味着争端一定能公正地得以解决。因此,在“和平崛起”战略下,中国对贸易争端的处理将做战略性调整,从长远来说,在贸易争端中采取灵活的策略乃至适当的让步而不是过去那种针锋相对的对抗,不会延缓中国经济振兴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