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辩护回顾——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反思

一、特别辩护的基本情况 （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历史背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两个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斗的集团。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抱成一团。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后任代组长，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互相勾结。妄图将一大批老干部打下去．以便篡党夺权。随后．为了争夺权利。又互相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马克昌、张思之等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辩护的六位律师合著《特别辩护》

当年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六位辩护人近日联手合著《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辩护纪实》，经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已由长安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因第一手资料多，揭秘性强、史料价值高得到有关方面人士的高度认可。     

对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共同犯罪中造意者是否当然主犯、幕后指挥者与现场作案者的关系与刑事责任及买凶犯罪中买“杀手”与买“打手”的区别等的具体分析,申明作者对以上三种情况的主张,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对以上问题的处理。     

团伙犯罪者的构成及精神症状分析--SCL-90测试结果

本研究通过对1 29名团伙犯罪者的构成及SCL-90R的测试结果分析,发现(1)团伙犯罪者的各项精神症状指标均显著高于正常人,而且,有严重精神症状的人很多;(2)团伙犯罪者中主犯和从犯、初犯和累犯之间在各项精神症状指标上没有显著差异;(3)团伙犯罪者中以文化水平比较低、初次犯罪的中年人居多.     

刑法中的主犯研究

共同犯罪是刑法学中疑难课题,而对主犯的研究有利于解决共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认定主犯必须厘清主犯与首要分子的界限,分则中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与刑法总则中首要分子的界限。而且主犯的司法认定与刑事责任的追究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于主犯未到案案件侦查程序的思考

共同犯罪中主犯未到案案件给侦查程序带来一系列的逻辑矛盾,它把侦查程序架设在一个不能继续又不能终结的尴尬境地。在侦查工作实践中,把到案的、未能证明是主犯的犯罪嫌疑人按现有证据直接移送起诉符合现实需要,也得到了检察机关的认可,但违背了法律逻辑。建议对比较轻微的犯罪嫌疑人严格依照法律,适时变更强制措施;在比较严重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可以回避主犯与从犯的矛盾,不区分主犯和从犯,根据公安机关掌握的犯罪证据直接移送起诉。     

主犯与从犯区分根据论

本文从主犯与从犯区分的理论根据和实践根据两方面,从多学科的角度,对主从犯区分根据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从哲学看,区分主从犯符合唯物辩证法矛盾特殊性和原因等级原理;从伦理学看,其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正义观念;从刑事政策看,其是宽严相济的区别对待刑事政策在法律上的具体化;从历史渊源看,其也是中华法律文化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从刑法学看,其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实现刑罚目的的必然要求,是刑罚谦抑性的重要体现。     

渎职罪共犯及其相关问题——以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为例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渎职罪的实行犯,也不可能由于是实行犯而构成主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渎职罪中的教唆行为不能使之成为渎职罪主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前与犯罪分子通谋,放任其前案犯罪活动者,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以渎职罪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以其前案罪名处理。前案罪共犯与渎职罪名之间的关系不是法条竞合关系,也不是想象竞合关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仅仅是因为刑法的扩张处罚而导致触犯数个罪名。并不参与前案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渎职罪的片面共同正犯和片面教唆犯,但能够成立片面帮助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除了构成渎职罪外同时有受贿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     

朱思宜案为公正选举代表提了个醒

前不久的《南方日报》报道,韶关系列腐败案主犯朱思宜交待,为当选人大代表＂花＂了1000多万元。此案牵涉一批官员落马,是典型的贿选案例。殷鉴不远,值得各级人大＂解剖麻雀＂,引以为训,更好地推动完善和落实代表选举制度。     

首要分子与主犯关系新论

笔者在考察首要分子与主犯的关系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之上 ,认为集团犯罪的首要分子并非都是主犯 ,而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则一定不是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