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未成年人看见正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加强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思考

我国已陆续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下简称“两法”），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也各自制定了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办案规则和审案规定，但未成年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还是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本文试结合笔者的办案体会提出一些设想，以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构建国民内心和谐的有效途径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的终极意义就是要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国民幸福总值的增加，一方面,要靠政府的善治来提供外在的条件、环境和空间，让和谐社会作为国民幸福的根基；另一方面，更要靠我们同民个体构建内心的和谐来获得。所谓内心的和谐（主观幸福感），就是指人的主观感受对于外在世界的反映达到一种协调，表现为满意，进而产生和谐、愉悦的感觉。内心的和谐往往是物质与精神的协调统一，是国民个体主观感到的内在与外在的和谐。而若想构建内心的和谐，就必须在明确影响国民内心和谐的三大心理要素即个体的性格、认知、情感的基础上，调整好国民的心态，让国民正确看待社会，努力培养国民的健康人格，从而尽可能让国民拥有更多的幸福。其具体构建内心和谐的途径有三点。     

架起农民工融入企业的金桥 促进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

中港二航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是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在西南唯一的公路桥梁、港口码头、市政取水建设的专业施工企业，年施工产值15亿元以上。公司现有职工5800名，其中，农民工4587人，已经成为公司施工作业的主体力量。     

穿越迷雾的“知情权利”

复杂的医学，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矗起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墙。长久以来，医生说什么患者就得听什么，形成绝对的权力。医院与患者，权力与权利的交锋。     

持有犯论要

持有犯是个性明显且争议较大的犯罪形态。持有不是自然位置 ,而是能够征表人生活态度的行为 ,满足于具有物品存在的意识和物品事实或法律上的支配。共同持有人的判定需考虑作为义务的施加与法秩序是否契合 ,人数过多时应引入“保证人地位”予以限制。内容物的持有贯彻推定 ,即持有包装物就持有内容物 ;遗忘不影响持有的成立。考虑到犯罪构成的体系性 ,我国持有犯的主观要件不能表述为严格责任 ,推定罪过或然说较为恰当。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的保护

隐私道德基础的关键是控制有关自己信息的权利。而恰恰是这种权力在数字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从这一起点出发 ,我们可以把原有的只具有消极权利特征的隐私权设计为具有积极权利特征的隐私权 ,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再仅依靠侵权法的事后救济 ,而应赋予当事人将个人信息视为个人财富而与欲获取信息者进行谈判的能力。     

论义务及其与权利的本质关系

界定法律义务不能孤立地就义务谈义务,而要从权利与义务的整个关系链条、从法的整体上去把握。法律义务是一种法定约束;权利一经法定,就是对权利的范围与自由度做出规限,即隐含着不得超越界限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的统一体,这同说“权利义务是统一的”的命题有所区别。后者只是说明二者自身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前一命题则突出权利与义务是法和法律的整体构成上的两个必具元素,舍一不可。就法的本体而言,不能单纯以权利或义务为本位,权利义务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它们之间是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的关系。     

多数决策原则的困境与救济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为古老的决策规则,一直作用于人类的政治文明。近代以来,人们在民主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多数原则同样具有内在的缺陷而会陷入实行的困境。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实践可以使多数决策原则得到救济而走出困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完善宪法规则体系;合理配置政治资源,消除“多数”与“少数”的累积性不平等;构建开放的政治决策体制,形塑协商民主的政治决策模式,营造妥协-宽容的政治文化氛围,促进“多数”与“少数”的合作。     

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作为社会的基本契约,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因而不应该规定太多积极权利。只有在清除这些文本障碍之后,中国宪法才可能顺利获得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