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证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疑难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典》规定了信用证诈骗罪。在信用证诈骗罪的司法实务中，诈骗数额在定罪中的作用、诈骗数额的确定，信用证诈骗中的主观追诉标准的把握，信用证诈骗罪的共同犯罪问题都是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有必要深入研究。     

幸福学视角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再思考

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人们幸福与否以及幸福的程度是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质之一,幸福与制度二者是一种辩证关系。针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所存在的收入分配制度价值失衡、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再调节能力过弱等问题,基于幸福视角提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应从宪政高度确立幸福的价值取向、收入分配机制整合社会整体幸福水平、政府再调节收入分配能力建设三方面进一步完善,以提高社会整体幸福水平,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未成年人借琐事“小题大做”致人轻伤的行为如何定性

在未成年人借琐事＂小题大做＂致人轻伤的案件中,未成年人主观上更多地是出于一种持强凌弱,显威逞能的寻衅心理。在对客观起因标准考察上,不能简单机械地以危害行为是否＂有因＂来区分故意伤害与寻衅滋事,借琐事＂小题大做＂与＂无事生非＂一样,均属于寻衅滋事罪的起因范畴。对客观对象标准的把握上,寻衅滋事罪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则要通过双重置换规则来检验。而犯罪客体方面,未成年人以大欺小寻衅滋事的行为不仅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也往往会对学校的正常秩序造成破坏。     

浅谈携带凶器盗窃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将携带凶器盗窃独立规定为盗窃罪入罪标准,合理界定携带凶器盗窃行为须根据最新两高盗窃司法解释。凶器是指在客观上能够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分为性质上的凶器与用法上的凶器。认定用法上的凶器,须从三方面加以把握。携带具有随身性,行为人不能明示或暗示凶器,携带凶器行为应限定在盗窃的实行阶段。行为人必须是有意携带凶器,主观目的是为了排除或者阻止他人反抗。     

浅议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既判力是一国司法判决权威的表现,而既判力主观范围（即既判力人的范围）,确定的判决不是无限制地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既判力原则上只对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有效,在特定情况下,其也会向案外第三人扩张,包括当事人的继受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第三人、诉讼担当时之利益归属主体。这种适度的扩张是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与社会现实情况相适应的必然结果。     

浅析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的“共同”

侵权行为法以自己责任、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每个人对且仅对自己的过错行为负责,"无行为就无责任",否则,人们的行动与活动自由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人类社会群居杂处,很多损害的发生是因多人所致,特别是近代社会侵害人为多人的情形极为常见。很多国家都对多数人侵权做出了规定,我国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将其规定在第8条。     

文化体制改革的哲学思考

我国自古重视文化建设,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重视文化体制建设,做出深入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引发我们对文化和改革从不同侧面做深入的哲学思考,从而在理论层面对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一定认识,理解并推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     

法定诉讼担当的基本范畴研究

法定诉讼担当具备解决实体权利义务主体诉讼动力不足、辩论能力有限问题，防范实体权利义务主体通过怠于或者恶意行使诉讼实施权致害于利害关系人．确保能够从诸多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法律地位的主体筛选最有利于民事纠纷彻底解决的当事人，并在相当程度上构成群体性诉讼机制的理论基石。然而，学界对法定诉讼担当尚未进行任何专项研究，有必要从本质、特征、界分、正当性基础以及效力扩张等方面对其基本范畴进行基础性研究．以期形成对其加以系统研究的必要共识。     

俄罗斯青少年主观幸福感调查分析——以莫斯科市和克拉斯诺达尔市为例

青少年是个人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时期,同时也是一个人的生长发育最为旺盛、可塑造性最强、接受幸福感教育的最佳时期。创造幸福是教育的目的理念,通过对中俄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程度的调查,从多角度审视中俄青少年的幸福感程度的现状,同时也为提升中国青少年的幸福感提供借鉴与启示,增加研究依据。     

贵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研究采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WB)对贵州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男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无显著差异且高于全国常模;城市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文科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高于理科大学生;大一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最高,非常显著地高于其他年级,大四学生得分最低。缓解消极情绪及制定科学合理的人生规划是提升贵州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