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认识不明确的“碰瓷”行为的定性

一、基本案情2014年11月20日22时许,被告人李某向同桌一起聚餐的吕某、南某、王某提议:"要不要开车出去弄点钱花?"其他三人表示同意。随后,南某驾驶小轿车就近驶入乡镇国道,李某和吕某协助南某沿途寻找作案目标,王某因聚餐期间饮酒过量上车就睡着了。当发现前方一辆低速行使的半挂货车之后,南某先是驾车在后面尾随,而后趁货车变道之机加油向前,两车发生剐蹭。     

运输毒品罪的主观要件及其证明

运输毒品罪的主观故意应包括间接故意在内。行为人对毒品的明知包括确定明知和应当明知两种情形,且毒品的种类、数量不应属于明知的内容。以直接证据证明、间接证据证明以及推定方式是证明行为人明知是毒品的三种方式。交接方式、运输方式的不合常理性、获取报酬的非等值性以及反常的逃避检查行为,是推定明知是毒品的前提。以多种基础事实,综合推定明知是认定运输毒品案主观方面的稳妥之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但是，长征最终落脚何处，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主要取决于敌情的变化和敌我双方在军事上的较量。中国工农红军从开始长征到落脚陕北、奠基西北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长征之初，党中央并没有打算来一个万里长征．也没有打算到陕北去。     

德日刑事违法性理论探析——刑法规范的本质与犯罪论体系的建构

在德日刑事违法性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主观的违法性论”和“客观的违法性论”之间的争论。在这一争论过程中,“客观的违法性论”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并对德日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一争论的根源就在于如何理解和诠释刑法规范的本质和内在结构。     

民事检察监督抗诉事由之再审新证据的认定

新的《民事诉讼法》从追求民事审判实质正义的角度将"新证据"作为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抗点。然而再审新证据的认定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问题,如何掌握新证据的范围就至关重要。本文从该问题出发从三个方面对再审新证据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一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论情报主导侦查战略的实施基础

情报主导侦查作为一种全新的侦查理念，已逐渐被侦查部门所接受。但真正要在侦查实践中全面推行这种模式，则需要坚实的基础，归结起来主要是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侦查个体情报意识的培养和加强、侦查情报队伍整体建设；客观方面包括计算机网络条件、侦查情报信息系统的构建、情报网络操作平台的建设等。     

摧花噩梦后苦寻受害女 硕士花痴与爱妻坚守良心补救

2006年10月11日，南宁市西乡塘区法院针对一起强奸案作出如下判决：经查，张志化先向公安机关自首，再主动寻找被害人到案，协助公安机关侦查，此节可见张志化悔罪态度恳切，相较其他强奸犯，其主观恶性不大，人身危险性不高，本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原来，这位身为硕士的网络工程师在一次意外的头部伤害后，莫名地变成了一个间歇性的“花痴”，因为这个毛病而被公司开除，后来在一次难以抑制的“心血来潮”时将一位孤女强奸。事后，恢复常态的他深感罪孽深重，便主动找到公安机关自首，由于没有人证物证，警察根本不信。这时他为承担法律责任，踏上寻找受害女的道路。他的诚意也感动了妻子，她也主动帮助丈夫。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辛寻觅，他们终于找到了受害人并一起报案，当得知受害人是一位孤女时，他让妻子努力地帮助她并为她找到一份工作，这时他已经走进了监牢。一系列良心的补救后，妻子原谅了丈夫，等待着他出狱后通过脑部手术的办法治疗丈夫的“花痴变异”……     

深夜将他人推跌至国道后被汽车辗死，如何定罪？——关键看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发生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

一、案情简介 张某，男，28岁，高中文化，农民。 2006年3月27日深夜，张某从苏北某县乘长途客车前往上海，当晚12时许，客车由北向南行驶至204国道某市境内的路边个体修车店换补轮胎，张某乘店主王某换胎之机，到王某店内拿二只热水瓶到车上。后王某发现少掉两只热水瓶即查找，张某拒不承认。反而与王某争吵，并打王某一拳，后车主将热水瓶还给王某。     

律师公益诉讼的营销价值

不管公益行为的主观目的是否是营销自己,但是其公益行为客观上均扩大了律师的知名度、美誉度,这也是一种营销,是被动的营销     

人身危险性在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定罪机制中的作用评析——以"两高"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作为征表行为人再犯与初犯可能性与否和程度高低的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因素,随着人格责任论在刑法理论中的勃兴而在犯罪的认定中地位愈加重要.人身危险性评判不仅在认定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出罪环节存在,而且在行为构成犯罪的入罪阶段也意义重大.在知识产权犯罪等经济犯罪的认定中,作为选择性要件的人身危险性可以分别融合进构成要件的主观罪过和客观要件中影响行为的犯罪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