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龄前残疾儿童义务康复立法刍议

在2003年召开的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4名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对我省学龄前残疾儿童实施义务康复教育的议案”的建议。笔者非常赞同人大代表的建议,认为对学龄前残疾儿童实施义务康复意义重大,应当引起重视,广东有条件办好这件事。     

违反告知义务医疗损害鉴定55例分析

目的 探讨违反告知义务相关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案例的特点,区分知情告知与知情同意.方法 回顾55例存在违反告知义务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鉴定案例,划分医院级别和科室,对未尽告知义务过错的形式和告知方式等进行分类和统计分析.结果 知情告知纠纷案例大多发生在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共占比90.9％;违反告知义务主要发生在妇产科和创伤骨...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实践检视及调适路径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转型期我国治理事故灾害的重要手段,其本质上属于风险管理的制度工具。基于风险控制而产生的保障义务,应作为不同层面法律责任划分的依据。现阶段,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度仍面临边界不清、执行不到位、尚未形成治理合力等实践难题,不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进一步释放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制度效能,需要在公共安全治理的框架下,完善安全生产治理结构,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体系。     

在华植树的15年——“日中友好21之会”的脚步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年近九旬老人曾我祐次先生率日本"日中友好2l之会"成员访华的第15个年头。2001年起,曾我老先生满怀日中友好之情,不顾重病缠身、年事渐高,每年坚持到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带动一大批日本社会各界民众参与其中。15年来,曾我老先生以及"日中友好21之会"的朋友们见证了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也经历了中日关系十几年来的起起伏伏。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里,我们书面采访了曾我老先生及来华植树的部分成员,将通过连载的形式,共同回顾他们15载植树历史,倾听日本民间对中国和中日友好的心声。     

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

法典旨在实现部门法的体系化,从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相统一的角度,法典编纂是从“国家法制统一”走向“国家法治统一”的必由之路。宪法作为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根本大法,为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了双重基础。在国家层面,编纂环境法典是对美丽中国的国家目标和环境保护的国家任务的落实,同时,联系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国家的环境保护任务可以被解释为国家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免受环境危害的环境保护义务,国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要符合“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的要求,不能保护不足。从“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的角度,编纂环境法典是实现上述目标和任务的必要手段。在公民层面,制定环境法典是保护公民环境基本权利的需要。环境权作为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其保护范围需要立法来形成。同时,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作为法律义务,也需要通过环境法典的编纂来形成其具体内容。从而,构建起公私兼顾的、以环境权和环境保护义务为架构的环境法律关系。     

浅议不可量物侵害

不可量物侵害是民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国《物权法》首次规定了这一制度.文章研究了不可量物侵害的性质和各国的立法模式,评价了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的优缺点,并探究了容忍义务的理论基础,最后阐明了不可量物侵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日本专利体系中公知常识的举证与听证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判断创造性时常遇到"公知常识"的问题.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在后面称为"审查指南")对"公知常识"的定义尚不明确,这样容易在专利申请人、代理人和审查员之间引起争议.     

义务范围理论下证券服务机构过失虚假陈述赔偿责任

证券法第163条第1句明确了基于证券服务机构义务范围判断其赔偿责任的要求。义务范围理论的核心是,义务均有其意图预防的具体风险,只有落入义务预防之风险所生的损害,义务违反者才需负责。义务范围理论经由义务范围确定与义务关联两个步骤实现其功能,不仅为认定证券服务机构赔偿责任提供指引,亦为其承担比例责任或连带责任提供依据。义务范围确定用以定性行为人所负有的注意义务旨在预防的风险及其所生损害类型,可区分为提供建议与提供信息两类义务。证券服务机构通常只承担提供信息类义务,因而仅就其服务意图预防的特定风险负责。义务关联则涉及损害归属的评估,用以量化行为人所需承担的损害数额。义务范围影响过失虚假陈述赔偿责任中过错与信赖要件的判断,且能将过错程度与原因力考量纳入其中,弥补相关理论的不足。     

家事审判中伦理与法理的统一

家事纠纷具有较强的伦理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仅要依照法律规定,还要考虑到家庭伦理道德,将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作为审判目的。人民法院要以伦理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以伦理判断赡养义务的有无,做到法理和伦理的统一、事理和情理的统一,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