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法上的见义勇为

法国首度将不救助行为予以犯罪化始于维希政权,并为之后刑法典所继承。三类不救助犯罪包括不阻止犯罪、见危不救和不救灾。构成要件包括:他人处于危境、救助无危险、故意不救助。刑法上的行为规范同时设定了民事义务,故不救助构成侵权。救助者在施救过程中对被救助者或第三人造成损害的,除重大过错外不承担责任。施救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救助纵无效果,亦可基于侵权、准合同以及救助合同等向被救助人求偿;若因第三人所造成的危险而受损害,则可基于侵权责任向该第三人索赔。     

关于完善中国的应急志愿服务法律保障体系之管见

应急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以及志愿服务组织者在公共突发事件的应对中提供、开展的志愿服务。应急志愿服务是志愿服务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特殊形态,由于突发事件的突然性、发展的不确定性、危害的严重性和公共性、时间的紧迫性以及采取特殊措施的必要性等特点,法律应当就应急志愿服务的基本原则、组织与管理机制、组织化与专业化保障以及应急志愿者面临的特殊风险及其权利与义务进行明确规定,通过法律保障发挥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应对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对应急志愿服务作出积极回应,加以法律调整。     

监督公开是人大常委会法定义务

《监督法》明确规定，监督公开是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一项重要原则。人大常委会监督公开由此而成为一项义务性要求。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人大网等媒体实现了监督计划，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等面向社会公开。     

党建之窗

引导党员对照党章找差距 新党章颁布下发后，该旅党委及时修改党课教育计划，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学习时间组织全体党员系统学习党章，逐字逐句消化理解，切实掌握新党章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并组织开展了“对照党章找差距、学好党章当标兵”知识竞赛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在掌握新党章内容的基础上，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和标准找差距、查不足，努力用党章武装全体党员头脑，指导党员的工作实践。（陈炜殷小伟）     

分期缴纳出资股权转让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股东分期缴纳出资的制度,规定股东可在章程中约定分期缴纳,完成首期出资后经办理股东登记即取得股东资格。此时,仅缴纳首期出资的股东可否转让股权?是否还需承担补缴剩余出资义务?未经股权变更登记的受让人可否以公司名义作出意思表示?     

银行没有告知存款方式的义务

2006年11月，张先生在银行开立储蓄账户，存入105000元，存期为一年。2010年9月，张先生在取款时发现存款一年期满后，没有自动转存，利率一直是按活期储蓄利率计算的。于是，张先生将银行告上了法庭，要求银行补偿利息1万元。     

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

"被精神病"的症结在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被漠视。法律属性上,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行为属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行为。而人身自由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但遗憾的是,迄今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涉及精神病患者人身自由限制与保护的独立性法律。独立法律的缺位与地方性法规的越位,构成了我国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收治的法律基本现状,而部门规章则为强制收治推波助澜。国家有义务消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是我国当前消除"被精神病"的当务之急;严格设置非自愿入院与治疗启动程序是消除"被精神病"的有效阀门;一套积极作为的国家机关保护机制是消除"被精神病"的关键。此外,可借鉴台湾经验,设置保护人制度。     

论检务公开视野下当事人知情权的保障及扩充--以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告知程序之规制为中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规范、完善、细化告知程序，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使一切可向诉讼当事人公开的程序及实体信息得以传递并真切落实，有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充分行使其权利。目前，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对于告知程序的规定相对简单并存在一定缺陷，司法实践中未予告知、难以告知、迟滞告知和敷衍告知等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亟需对我国审查起诉阶段告知程序进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中泰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评析

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合作是各国政治、经贸发展的需要,已经建立的协商机制和法律合作机制是开展打击跨国犯罪的基础.我们认为泰国已经签署的引渡条约存在政治犯罪不引渡、本国国民不引渡以及司法协助形式较单一等问题.未来,泰国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合作应当向着相互(与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协助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逐步承认与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健全和完善信息情报交换机制以强化执法人员技术合作能力和网络信息建设方向发展.     

论美国公司法中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

在公司丧失偿付能力但尚未申请破产时,公司资产减损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且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经营风险的偏好发生明显异化,因而有必要对债权人提供有别于公司经营健康时期的特别保护。鉴于此,美国法院确立了董事在这一特殊时期对公司承担的信义义务的受益人从股东转变为债权人的法律实践;而当公司濒临无偿付能力时,则要求董事在决策过程中综合考虑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美国的该法律规则对我国具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