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

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一直备受争议,考虑到新婚姻法第4条已将婚姻忠实义务上升到法律高度,忠诚协议的存在使夫妻忠实义务具体化,解决了忠实责任的抽象不可诉性,应当承认其法律效力。     

行政主体义务的设定模式探究

行政主体义务的设定模式对于科学设定和有效识别行政主体义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主体义务设定模式可归为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具体又可分为义务模式、权利模式、推定模式等。行政主体义务的设定应以义务模式为主,兼采权利模式和推定模式。     

低碳经济也要突出中国特色

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绿色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在国际社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与义务讨价还价的背景下,未来五年,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分析、吸收国际低碳经济的概念,及早探求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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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全国人大:明确代表的权利和义务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代表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代表法,明确规定了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修改后的代表法规定了代表享有的权利包括: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     

老龄化背景下《民法典》监护人责任构成的规范解释

替代决策模式的新型成年监护制度适应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求,监护人责任的构成应以监护制度规范内容为解释前提。《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范内容主要解决了责任主体的问题,没有明确监护人责任的全部构成条件。监护人是因为违反法定监督义务构成过错而承担侵权责任,而非对行为危险后果承担责任。《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的“监护职责”和《民法典》第34条规定的“监护职责”并不一致,不是保护监护人目的的职责而是因监护相关身份关系存在的法定监督义务,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成年人的监护人因为选任类型的不同,法定监督义务的内容也有所区别,在成年意定监护的情况下,除非监护协议约定监护人需要对被监护人进行监督管束,否则并不负担法定监督义务。将《民法典》第1188条第2款解释为公平分担损失的条款,考虑在被侵权人、被监护人(行为人)、监护人之间进行利益衡量,让被监护人的财产成为分担损害后果的一种选项,而监护人作为补充承担也是一种公平分担损失规则。     

买卖合同标的物瑕疵的证明责任——以买受人通知义务为中心

在买卖合同纠纷中,买受人以受领清偿的意思接受标的物,是确定标的物瑕疵证明责任的关键时点。在此之前,出卖人证明标的物无瑕疵;在此之后,买受人证明标的物有瑕疵。标的物转移占有与买受人受领清偿的时间并不必然一致,在标的物需要检验的情况下,检验通知期届满才发生“法律上的受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民事买卖和商事买卖一体适用检验通知义务的背景下,以“抗辩说”理解“怠于通知”的法律效果,对买受人过于苛刻;裁判文书也显示,人民法院在多数时候没有从“抗辩说”的立场出发进行判决。更妥当的解释方案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21条第1款第2句视为明示的证明责任规范,即一旦买受人未在通知期间内主张标的物瑕疵,瑕疵的证明责任就由其负担。从“规范说”的原理出发,“怠于通知”的证明应区分为通知期间的证明与通知行为的证明,前者由出卖人负证明责任,后者由买受人负证明责任。     

县、乡人大代表工作现状及对策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体, 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为了保障各级人大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发挥代表作用, 全国人大早在 1992年 4月就颁布了代表法。然而, 目前基层人大代表履职现状与依法治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总体要求尚有一定差距, 离人民群众的企盼和要求相差甚远。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代表入口形式不够民主。我国宪法、选举法对各级人大代表的当选条件没作具体规定, 都只…     

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处理带来了被遗忘权需求的出现,要求处理个人信息的公权力机关承担相应的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承担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也包括在具体案件中与刑事诉讼产生某种联系的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这些义务主体履行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方式主要是删除、封存和匿名化处理。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程序包括针对信息主体之申请作出回应、完成主管之特定机构针对信息主体之投诉而作出的指令两个阶段,义务的主体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下需承担相应的行政或纪律责任。     

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

河南思维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存在的问题在于法院仅仅以尊重公司自治为由驳回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并不妥当。目前法院所遭遇的困局不仅与对公司自治的误解有关,也与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的立法疏漏有关。公司自治原则存在边界,不能与公司正义原则相违背。法院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现行公司法存在的制度漏洞在司法裁判中加以弥补。借鉴美、德等国经验,可以看出,强制性盈余分配纠纷案件不能仅有撤销之诉,对这类纠纷的司法审查标准、董事及控制股东的被告地位、盈余分配的具体数额应当明确。对于胡克案,法院应当判决强制公司盈余分配。     

当事人真实义务立法与民诉法诚信原则的裁判适用

当事人真实义务与民诉法诚信原则,不管在理论上的涵摄关系如何,二者都具有同质性,在立法上具有相互替代和相互说明的效果.新《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诚信原则,迄今在裁判中被援引适用的情形极少,这从侧面说明,真实义务原则的立法在我国当下并不急需,也无实效.在现有民诉法框架内,通过直接援引适用诚信原则条款和强制措施来规制当事人的虚假陈述,条件成熟时再将诚信原则的适用主体予以细化,并对虚假陈述的具体制裁或程序救济予以完善,不失为明智和务实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