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政府组成人员范围界定的几个问题

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第十、十七、二十六、四十四条有“政府组成人员”这一概念 ,第五十六条有政府由什么职务的人组成的规定 ,按照法律条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释义理解 ,似乎对政府组成人员的范围界定并不难。然而 ,实际工作中 ,各级各地的做法不一、范围不同 ;正在进行的市州县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关政策又改变了以往的做法 ,要求各级政府统一设工作部门若干个。这样 ,一些地方对哪些人员属于应由人大常委会任免的政府组成人员 ,感到困惑 ,难以界定。本文拟对政府组成人员范围界定的几个误区和困惑 ,产生难以界定的原因以及如何准确界…     

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本文采用边述边评的方法,将读徐复观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一书的感想,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整理和介绍:一是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内涵,二是回顾了知识分子精神困境产生的原因,三是思考了如何重塑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论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的阐释特点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是袁燮用以阐发圣贤之义、君王之德、治国之道的义理著作,该书以《毛诗序》为基础,以心学为指导思想阐述《诗经》之奥义,让《诗经》学、心学服务于政治和社会,体现出袁燮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士大夫精神。     

佛教在中国的三大改变与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为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实现佛教的中国化,分别从义理、形式与政治三个方面来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即在义理上从格义走向自创,在形式上从纯粹的学术走向大众化的佛教,在政治上从不敬王者到以王法匡佛法,并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国佛教。     

中日耻感文化的伦理考究

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属于耻感文化,日本曾借鉴了许多中国的文明.然而,今天中日两国却各有各的文化特色,各有各的民族特征,中国的耻感文化集成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将耻感与个人的内在相结合,日本则因为强调礼忠而限制了耻感文化的发展.     

高级马屁有分工

乾隆皇帝是个牛人,活了将近90岁,在位60年,退为太上皇之后,依然把持朝政,实际等于做了63年的皇帝。乾隆很自负,觉得自己不仅文章做的好,而且深明义理,儒学的道理,就是比士大夫们明白。康熙谈诗说文,有所遗漏,左右的文学侍从还可以提个醒,但到了乾隆这里,皇帝已经不能有错了。     

高校国学教学的义理方向

由国学的界定可以推知:国学教学的方向不应执著在功利教育一个人生维度上。以往的国学教学存在一定的误区,如过于功利化、对国学教育的价值与意义认识不清等。走出误区,首要的就在于抓住国学的义理主轴。而抓住此主轴的途径在于实现真正独立的心性教育。具体的教学方法则应该采取背诵或精读、细读元典的方法,并兼采中西人文经典作品之长。     

如何避免误读历史：今天如何读历史

虚构类作品被冷落、史传类作品受热捧的社会文化心理 意识形态,古无其词,但有另一个词唤作“义理”,意思差不多。明代士林风气即喜尚义理,热衷清谈,满嘴空话,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既乏实千,也无真学。粱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给它两个概括,一是主观冥想超乎客观考察,一是以理论排斥实践。国家终于在空谈中亡了,痛定思痛,纷起反思。     

郭孔延《史通评释》探析

郭孔延所撰《史通评释》,是第一部对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名著《史通》进行注解的专著,内容详赡,体例严谨,在《史通》研究史上具有典范作用.受明代学风熏染,郭孔延具有浓厚的“义理史学”思想,虽然也对一些史学理论议题进行了阐发,但过于强调史学的褒贬功能,其评论对象主要指向《史通》所涉及之历史事件与人物,藉以抒发自己的正统论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从而偏离了刘知几“实录史学”的主旨.《史通评释》促进了《史通》的传播,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义理”到“考据”——新世纪头10年中国电影学术研究再思考

中国电影的理论研究演变在某种程度上遵从了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流脉的悄然动向。从探寻＂义理＂到尊崇＂考据＂,中国电影的学术研究在不断地转换视角。这种转换,一方面是电影学术自觉的转型、完善、调整,另一方面是不断发展的电影实践逼迫着电影理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在这个双重的压力之下,当下的电影学术研究变得极其的圆滑和世故。看似振臂一呼地探寻了＂义理＂,实则貌似尊严地重视了＂考据＂。在市场与金钱面前,中国电影学术研究整体水平裹足不前,后续力量乏陈可新,基础研究更是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中国电影的学术研究和中国电影的市场表现花开两朵,大相径庭。如何有效地提高中国电影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是行政当局、学者应该冷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