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边界视域看村官腐败问题

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即是治权。村官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官员,但在村民眼中,村干部是传达、解释、落实国家政策并以国家名义开展乡村工作的具体执行人。侵犯村民权利的村官腐败必会恶化干群关系,引起村民的不满与抗争。     

海上治安灾害事故现场的特点及其保护

海上治安灾害事故现场蕴含着丰富的事故信息,是联系事故行为与勘查活动的桥梁。海上治安灾害事故现场具有难以定位、易于破坏、难以取证的特点。海上治安灾害事故的现场保护应结合船舱、甲板、滩涂等各类现场的特点采取适宜的保护措施。现场保护研究对海上治安灾害事故处置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制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再造

20世纪30年代中共将苏维埃革命的触角伸入广袤的中国乡村之时,失序的乡村社会考验着苏维埃政权的乡村治理能力。中共以阶级斗争作为乡村权力再造的重要切入点,推动苏维埃制度在乡村中的确立,唤起了权力主体的民主意识觉醒,使国家权力顺利嵌入乡村基层政权。苏维埃政权成功实现对乡村民众的赋权,并导入新的委员代表制度,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的全能型政权,通过重构社会组织的机能,再造乡村社会秩序的国家意志得以体现。     

分化的农村,复杂的治理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在"以工补农"的大背景下,涉农的各项优惠政策、制度正在密集性地实施,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契机,社会各界无不期待乡村社会"善治"目标的实现。然而,大量的经验调查发现,乡村社会的善治目标并未如期顺利实现,相反,中国乡村治理呈现愈加复杂化和多元化的样态,一些地区甚至频频陷入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困境。     

“怪米”长出壮家好生活——访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金龙稻鸭米合作社

正"秋风又起秋叶飞,稻鸭米香引客来。金花捧出美味多,共享壮家好生活。"山歌传情的寒冬时节,中越边境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金龙镇贵平村板贵屯"唱响"一年一度的"稻香节",众多游客前往参加传统美食制作、中越界碑游、"长衣壮"山歌比赛、乡村女能人割稻谷比赛等活动,村子里山歌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不少女宾还穿上"长衣壮"裙饰,过了一把壮家"金花"瘾。其中,最吸引人的是"稻鸭米"品尝会——村民用自     

十八届三中全会学习问答

正怎样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答:《决定》提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第一,积极预防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一是把优良传统与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结合起来。二是把专项打击与整体防控结合起来。三是把重点整治与完善机制结合起来。四是把网上防控与网下防控结合起来。     

福建省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刍议

生态文化在乡村经济社会经历了由强势到弱势的演变过程。现阶段,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环境治理、生态维护、文化繁荣、乡风塑造、绿色发展等问题,必须重塑生态文化主导地位。福建省乡村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资源丰富,生态文化建设先天优势显著。文章从"为何要建设""谁是建设主体""如何建设"三个层面,对福建省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进行阐述。     

小康建设快马加鞭——“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年度计划五项提前超额完成

正今年1至1 0月,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共完成投资376.1亿元,为年度计划任务315.4亿元的119.3%。据统计,完成投资排位依次为:小康房(1 3 0.5%)、小康路(127.2%)、小康讯(109%)、小康寨(106.7%)、小康水(104.6%)、小     

联根式流动:中国农村人口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的隐蔽性特征

农村人口向城市社会和非农产业流动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村人口对于生存机制变迁的理性反应。中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在实现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同时难以实现身份流动,既有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的阻滞,也有农村流动人口自身理性选择的原因。这种农村流动人口的"联根式流动"现象具有隐蔽性,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建设、乡村治理实践以及农村改革等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要求我们转变政策思维以应对流动社会的到来,同时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方法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等制度改革。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转型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正式超过农村人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和以农立国的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表明,以农为主及以农立国的时代正成为过去,一个以城镇主导及以工商立国的城市中国的来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人口向城镇集中而农村空心化,农村社会的开放性与社区组织的封闭性以及城乡一体化与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日益突出。各地政府也纷纷启动和加快了基层改革的步伐。人口、资源大规模流动,市场空间、城市空间以及人们的经济社会空间日益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基层组织与管理单位,迫切要求构建与城乡开放流动和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不仅要求农村基层治理空间体系的重构,也要求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