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民事责任的判定--医方承担医疗民事责任的范畴及认定标准

本文指出医方承担医疗民事责任的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医疗事故,还应包括其他一些因医方医疗行为所导致患者合法权益受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从承担医疗违约责任和医疗侵权责任两个方面来讨论医疗民事责任,主张引进"善良注意义务"的医疗判断标准;将医方的告知义务区分为必须的告知义务与一般的告知义务,认为医方只对违反了必须的告知义务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脐带血的法律问题思考

随着干细胞领域科学研究的不断拓展,脐带血(也可称为脐血)成为治疗血液疾病的宝贵资源。现实中出现了脐带血的主体是胎儿还是孕妇、妇产科医生和公共脐血库是否负有告知相对人脐血价值等事项的义务、脐带血与身体分离之后性质究其是物还是仍属身体一部分以及对脐带血中所含基因隐私如何进行保护等问题。脐血的采集、保存及管理应尽快纳入到法律规定中。     

信“访”更应信“法”

新修订将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信访条例》中,规定“对已经或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机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这就强调信访不是权利救济和保障的独木桥,信“访”更应信“法”。据统计,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每年受理的信访案件达10万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3年里受理的信访案件分别达12万余件和7万余件,如此海量的信访已经对社会特别对北京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国家信访局原局长周占顺指出,群众信访所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     

论职场智能监控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之边界

职场智能监控以攫取劳动者个人信息为前提,以处理劳动者个人信息为结果,同时又以持续攫取劳动者个人信息作为继续精准高效运转的保障。然而用人单位运用智能监控的管理权益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利益之间的冲突未决,导致诸多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困境。在宏观层面上,用人单位往往以智能化管理为名,行侵犯个人信息之实;而劳动者则因智能监控技术滥用与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导致其被操纵风险不断加大。在微观层面上,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告知同意规则在从属性劳动关系背景下已逐步异化;同时立法层面缺乏针对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特别关注与救济。因此,亟待确定用人单位使用职场智能监控的基本原则与规则,以确立职场智能监控尺度并厘清其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边界,并构建一系列配套措施以确保用人单位管理权益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利益之平衡。     

认真履行告知义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近年来,我国医患纠纷数量急剧上升且呈恶性化发展态势。医生的法律意识不强、专业知识缺乏及医患沟通不畅等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医疗机构告知义务之履行,则是维护医患双方的权利,防范医患纠纷发生,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对策。     

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法律属性、运作逻辑与规范化进路

告知承诺制是推动“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提高了行政许可的效率,改变了行政许可的程序。学界虽对其法律属性的界定作出了诸多探讨,但既有研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行政过程论研究范式下的告知承诺制包括公告行为、决定行为、检查行为和制裁行为,能够较好地揭开告知承诺制的“面纱”。许可申请人信用状况是告知承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基础,其核心环节分为形式审查后作出准予许可决定以及事后检查行为验证相对人所承诺的条件是否属实,其外在特征表现为对行政许可程序的简化与调整,而最终的价值追寻则是贯彻行政效能原则。为推动告知承诺制的规范化改进,应当遵循过程性原则,从适用范围、实施程序和法律责任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建构。     

论《劳动合同法》告知义务与劳动合同条款解释原则

为了使劳动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劳动合同时,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对方,防止盲目、草率签订劳动合同,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劳动争议的发生,<劳动合同法>第8条时当事人在订立劳动合同前的如实告知义务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是,在签订合同之前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的各种事项的告知如果和后来签订的正式劳动合同之间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实质内容,就需要在今后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规制和解释.     

权利告知的国际规定与我国刑诉法的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告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们只有知道自己的权利,才能有效地行使权利,才能在权利受到侵犯时要求补救,所以,权利的告知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     

以引资为名占有捐赠款项是否构成诈骗罪

[基本案情]2001年农历四月间，某县某镇某村主任朱某等人建议该村南华山隐华寺主持吴某(男、53岁)修建山下至隐华寺的公路。同年农历五月初，吴某在某县县城宝福寺与赖某(男、44岁、某县统战部司机)相遇，并将欲修建公路的信息告知赖某。同年6月19日，吴某召集寺庙所在地附近三个村的主要村干部朱某、王某等人至隐华寺商议修建公路事     

论侦查阶段鉴定结论告知制度的完善

将用作证据使用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是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的一项法定义务。鉴定结论告知制度在程序正义、事实发现、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现行鉴定结论告知制度存在告知内容不完整、告知形式有欠缺、缺乏重新鉴定条件及被告知人异议处理程序规定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