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风险防范制度之法治建构

作为准入监管与后续监管职能交叉互嵌式优化整合机制，告知承诺制体现了以递延实质审查时间来换取规制改革空间的策略安排，引发了规制风险结构体系的改变，也凸显了系统建构风险防范制度的现实必要性。告知承诺制弱化了准入监管风险预防规制功能，形塑了后续监管在整个风险防范制度体系中的支柱性地位，显示出信用监管在风险防范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规制价值。告知承诺制适用范围的确定需考量公共利益关联度、决策信息对称度和规制风险度等因素。在风险防范制度建构方面，需要建立信用主体资格筛查前提下的自主运行机制、建立双公开模式下的承诺兑现监管机制和差异化责任规则下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     

法国预审制度的评析和启示——兼论强化我国逮捕程序的公开、公正性

尽管刑诉法修改后 ,取消了收容审查 ,律师可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 ,但司法实践中“以捕代侦”、错捕滥押、超期羁押等违法现象仍屡禁不绝。究其原因 ,在于我国现行逮捕制度缺乏行之有效的防错、制约机制 ,批捕过程缺乏应有的、必要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基于此 ,笔者在借鉴法国预审制度中羁押对质形式基础上 ,对改革和完善我国逮捕制度进行了大胆探索 ,并提出了批捕公开质证程序、羁押期限告知制度等崭新构想     

智能催收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及其法律完善

智能催收通过网络爬虫、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对债务人信息的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从严保护取向存在冲突,智能决策引擎、智能分案等手段存在泄露债务人隐私的风险,以数据外包方式进行个人信息处理存在违规操作的隐患,算法自动化决策致使个人信息委托处理情形下的违法或不当行为更加隐蔽。应通过催收行业的专门立法明确催收过程中债务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具体适用，将特定情形下对债务人信息的先行获取纳入法定的合理使用范畴；以“免遭算法支配”为核心完善智能催收中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监管规则，构建由事前算法评估、事中算法公开和事后算法问责组成的全流程监管机制；强化对催收机构个人信息处理的准入监管与合规监管，促进催收机构内部规则、行业自律规则与监管规则的衔接。     

应诉管辖规则的中国生成史

应诉管辖规则属于国际通行规则,但我国真正接纳它已是2012年的事情,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涉外程序的应诉管辖其实是改革开放背景下法律需要与国际接轨的结果.基于有错必纠的传统观念、对处分原则的过度限制、起诉制度的限制等原因,我们长期未真正接受应诉管辖规则.随着当事人自我负责观念的强化、配合删除管辖错误再审事由的需求以及对有错必纠观念的重新审视,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时,终于接纳了应诉管辖规则.应诉管辖规则进入民事诉讼法之后,设定法官告知义务的问题虽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但由于其并非应诉管辖规则的“标配”,再加上我国现实原因,致使未能写入《民诉法解释》.《民诉法解释》第35条被视为移送管辖规则的组成部分,但其实应当在应诉管辖规则框架下理解,至于司法解释制定者所追求的规范目标可以考虑通过缺席判决与拟制自认的逻辑在应诉管辖规则内解决.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的开放结构及其公法实现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告知同意的批评源于民法格式条款的路径依赖，将告知同意等同于实践中作为其表现形式之一的隐私政策，继而将隐私政策作为格式合同存在的弊病扩展为告知同意固有且不可避免的问题。事实上，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告知同意呈现开放结构，包含复次的告知同意阶段，呈现多元的主体交互关系，强调行为授权的程序价值，为公法介入告知同意提供了基础。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的多元合作规制体系，按照政府规制、元规制和自我规制各自规制优势确立公法介入的形式和程度，在矫正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力差距以确保意志自由的同时，促进信息流通与信息安全等信息处理社会价值的实现。     

民法典“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制度研究

依据《民法典》第1064条第1款，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若得到夫妻另一方的事后追认，合同债务则属夫妻共同债务。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哪些需要追认而言，应被限定在取得、管理、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必须征得夫妻双方同意的合同。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在追认之前的法律效力而言，应该否定对订立合同方配偶单独生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的立法，而应规定合同效力待定。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在追认之后的当事人而言，应该否定追认方配偶变成当事人的立法，而应规定只有订立合同方配偶系一方当事人。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能否得到其他补救而言，应该补充规定夫妻另一方事先同意和实施禁止反悔的行为。     

刑事诉讼中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问题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将刑事诉讼统一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当中,需要认真研究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核心规则“告知-同意”规则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失效,同意规则无须适用,告知规则设置了宽泛的例外,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应当明确例外的界限与适用情形。对于个人信息保存时限、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则、自动化决策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刑事诉讼中都应当进一步予以细化规定。个人信息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呈减损状态,但不应被彻底剥夺,应当着力强化刑事执法、司法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义务,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的若干支撑配套制度,包括将规制场景由技术侦查扩展至更为广阔的信息收集实践,强化事先数据合规制度建设,增设检察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系统中投诉处理的负责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