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借贷监管体系构建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政府监管是解决市场失灵的一种有效机制。尽管世界各国的政府监管模式各有不同,构建的背景和内容也有所区别,但都是基于以矫正和解决市场失灵为目的而建立的。当下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虽然设立了相应的政府监管机构,但不论是理念还是职能上都偏重于传统意义上的监管,与现代意义上的监管还相差甚远。加之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政府的管理理念与发展方式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法制环境还不完善。因此,如何把我国传统的政府监管转变为现代意义的政府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能提高政府的监管能力,建立独立、公开、透明的现代监管体系,同时还是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dtSearch工具在U盘电子取证技术中的应用

U盘电子取证是对电子取证技术进行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为了丰富电子取证研究与工作思路,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电子取证软、硬件工具的基础上,选取dtSearch为工具,以U盘中文档类文件为切入点,对U盘电子取证技术进行探索研究。     

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中的取证问题探讨

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是当前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置非正常死亡事件对保障人民群众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证据收集是正确处置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核心环节,在查明非正常死亡事件真相,维护公平正义,解答家属疑问,回应社会关切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公安机关依法办案的要求.目前,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取证存在不及时、不全面、不规范等问题.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取证应依照全面、合法、规范、科学的原则,在现代警务理念指导下,采用各警种合成作战模式,将传统取证手段与现代取证技术相结合,科学运用各类证据,为快速、有效处置非正常死亡事件提供科学依据.     

高校网络舆情事后评估制度

一般意义上的高校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主要包括监测、预警、应对三个环节,事后的危机评估机制往往被忽略了,本文主要阐述高校网络舆情监测的事后评价机制现状,高校事后评估机制的重要性,最后提出事后评估制度的建设意见。     

电子游戏山寨化现象的竞争法规制——商业外观的保护路径探析

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受到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普遍重视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在发展和实践中,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困境,制约其功能的全面发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社会治理赋予了更高层次和全新历史图景。本刊从众多来稿中精选5篇文章,编成本专题,以期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演进和完善奉献绵薄之力。文章内容包括: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公众的娱乐生活方式,更是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搭便车、恶意模仿等山寨化现象侵犯了相关权利主体的合法利益,破坏了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针对苹果公司在推广苹果手机时采用捆绑用户的后续软件消费渠道,以期衍生更多的商业利益的营销模式,用户和经销商户对苹果手机"越狱"行为是否侵犯了苹果公司的版权技术保护措施进行了法理阐述,对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研判同类案例有较高的借鉴价值。"陷阱取证"在民事诉讼法中还是个全新的概念,从被侵权人是否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获取证据,到获取的证据是否可以在审判中被采用都存在着争议;完善和规范"陷阱取证"方式,促使"陷阱取证"成为被侵权人手中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利器,可以弥补被侵权人在软件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先天"的弱势地位。此外,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尚未形成针对其特殊性而设计的完整、有效的解决方案,亟待从诉讼证据制度上予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作为人民法院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有其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助于深刻反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普遍存在的漏洞、问题和不足。相信这些文章一定会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目前司法实践在对跨境网络犯罪的侦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传统刑事司法协助以外的非正式电子取证手段,但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着认为非正式电子取证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其所获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也存在疑问的攻诘。传统的正式刑事司法协作难以应对新型跨境网络犯罪,数据主权与打击犯罪的利益衡平与我国证据立法的空间表明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应当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之上,对跨境非正式电子取证所获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的阶层化思路,在证据能力认定中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从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明力认定中重视境外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与证据补强来弥补最佳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规则。     

境外电子数据的取得与运用——基于第67号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展开

境外电子数据的取得与运用是有效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环节。第67号检察指导性案例展现了境外电子数据与境内电子数据在证据取得、移送、保管、审查运用上的差异,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境外电子数据运用上的基本立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也是最高检察机关首次以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对境外电子数据取得与运用问题作出回应,体现出刑事证据法从一元到二元（国内证据、境外证据）的分化发展,以及境外传统类型证据与境外电子数据在运用规则上的再次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