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法：“事实”与“法律”之辨

法律说或事实说只能为各自对应的外国法查明模式提供部分合理性证明,但对于与外国法相关的其他重要问题,即冲突规则是否应依职权适用、外国法无法查明时的法律后果以及外国法错误适用的救济,两者均无法为各国的普遍实践提供令人信服的合理性证明。两种抽象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拟制的,未能为外国法的相关重要问题提供统一的解决方法。应当不拘泥于外国法的抽象性质,而致力于确立有关外国法各具体问题的恰当法律规范。     

论适当性原则——引入立法事实的类型化审查强度理论

适当性原则是比例原则审查"目的手段关系"的第一阶段,要求手段必须有助于目的实现。面对"假想式因果关系"和主观性解释立场的质疑,立法事实论的引入有重要意义。适当性原则的立法事实论证呈现多元的审查强度,并且,个案中影响立法事实审查强度选择的具体参数有学理类型化的可能性。需要从推导方向、论证侧重、判断基准"时点"等方面,进一步规范适当性原则类型化审查强度的司法操作。     

践行证据标准 提高办案质量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证据的两个属性,也是判断证据能否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在审查案件时,严格地把握证据的这两个属性,践行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实质,既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取得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结合的最大化。     

证据法定与法定证据——兼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之检讨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为确保事实认定过程的客观及公正,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以法定的证据方法为对象,严格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此即证据法定的     

裁判者的内心世界:事实认定的故事模型理论

彭宁顿和黑斯蒂提出的故事模型理论认为,围绕着“过去发生了什么”,当事人双方会形成不同的论证事实的故事版本,裁判者对故事版本的选择依赖于一系列符合心理规律的认知模式,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经实验证实的“故事模型”,而“故事模型”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对司法证明思维的传统认识。     

论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从证明标准设置的一般原理来看,量刑事实没有必要像定罪事实那样设定最高的证明标准。大陆法国家的司法实践要求将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区分开来;英美法国家量刑事实的证明以争议为前提,且将争议的量刑事实区分为罪轻情节和罪重情节,并设置了不同的证明标准。未来,在构建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之前,有必要根据量刑情节对量刑之影响,将量刑情节划分为罪轻情节、一般罪重情节、＂升格＂加重量刑情节,并根据不同的事实设置相应的证明标准。     

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事实陈述、意见表达与公益性言论保护——最高法院1993年《名誉权问题解答》第8条之检讨

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同属宪法基本权利,无位阶先后之分,二者的平衡应在个案中实现。言论分为事实与意见,二者的区分是规则建立的基础。对于事实,真实是基础性要求,但真实并非一定不诽谤,不真实也不一定必然诽谤,表面的、片面的真实事实暗示虚假事实亦可构成诽谤。合理查证是判断事实是否诽谤的基本标准,我国不宜引进真实恶意原则。对于意见,应坚持合理评论原则。善意地针对可受公评事项发表言论不构成侮辱,侮辱不必然导致名誉受损。以事实为基础的评论应将合理查证与合理评论相结合,评论的空间应尽量宽广。     

论必要专利的评估途径

论述了必要专利的评估是一种事后进行的、既要查明事实问题又要查明法律问题的过程,进而分析必要专利在评估方面的不足,主张引入对必要专利评估的司法审查程序。     

应税事实依据经济实质认定之稽征规则——基于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12条之1的研究

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12条之1课税构成要件之认定及明订举证之责任,将税捐稽征中已实行多年的实质课税原则条文化。当避税安排的法律形式与其经济实质不相符时,稽征机关认定应税事实应以实质经济事实关系及其所生实质经济利益之归属与享有为依据。由量能课税原则导出的实质课税原则,重经济实质甚于法律形式,是实现税捐正义的实质性手段,并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稽征机关实质课税的自由裁量权理应谦抑行使,其以税捐负担的公平分配为原则,以不损害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为底限。稽征机关依据经济实质认定应税事实,应依法承担举证责任,纳税人依法应尽协力义务,否则,稽征机关有权推定应税事实。大陆《税收征管法》亦应增订实质课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