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件事实理论与民事判决书的表达

判决书的表达本质上应当是体系化和规范性的,这是由实体法的概念框架和程序法的结构框架所决定的。然而,事实上判决书的表达存在着诉讼请求欠缺明确性和具体化、事实形成与认定逻辑的模糊化处理、法律问题认定与解释说理弱化等问题。随着一事不再理、禁止重复诉讼等制度的实定法化,规范化不足的判决书不仅无法适应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和诉讼质效。要件事实理论具有浓厚的理论基础,能够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作用的法的空间促进二者衔接和统一,能够重新审视并分解民事审判,为民事判决书的规范化改革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根基。因此,有必要结合要件事实理论规范民事判决书的表达。     

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

低强度行政审查下得出的有限事实与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的要求存在某种张力,应解决协同性问题。功能主义视角下,提高效率形成的低强度行政审查产生并主要存在于依申请行政行为领域。低强度行政审查满足了“放管服”改革需求,并回应了由此带来的监管挑战。在规范主义层面,结构性制约决定了低强度行政审查不会消失且与行政登记联系密切。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有赖于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低强度行政审查作为一种认定法律事实的机制,所得出的有限事实可视为“法律事实清楚”,由此,低强度行政审查与行政法体系的紧张关系可得以消解。低强度行政审查的运行需要司法审查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配套改革。     

论不当得利事实要件之构成——从法律事实到法律效果的分析框架

不当得利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一项法律事实,不当得利法律事实产生不当得利返还的法律效果,两者共同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两大法系在不当得利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上均规定了“被告获利”以及“原告受损”两个要件,只是在获利基础是否正当的构成要件上,大陆法系坚持一种笼统、抽象的概括式规定,而英美法则比较细致地规定了各种不正当因素的具体情况.通过比较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力图从解释论上对我国不当得利事实要件作出系统性解释,以更好地实现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价值功能.     

行政事实行为救济中确认判决的有限适用

由于服务型政府的不断建设与发展,行政管理活动中充斥着大量的行政事实行为,公民合法、正当的权益势必受到行政事实行为的侵犯和影响.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以确认违法的手段予以救济的观点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现状存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一方面,行政事实行为作为行政法律行为的程序性行为或者实施行为,可以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确认等判决间接对行政事实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国家赔偿法》已经规定对于暴力侵权行为可给予相应的救济,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将行政确认之诉与赔偿之诉相衔接.在目前的立法状态下,适用确认判决救济行政事实行为应在必要的限度之内.     

“事实劳动关系”类型化研究

事实劳动关系在性质上属于无效劳动关系的范围,实践中将其剥离无效劳动合同而冠以事实劳动关系的称谓。事实劳动关系因其立法的零散而没有统一的类型化标准体系,对劳动者保护有欠缺。故以类型化为切入点,试图建立明确、客观的事实劳动关系标准体系,即可能性标准、必要性标准与边界性标准。进而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及其他类型的事实劳动关系纳入判断体系,确立保护型、谨慎对待型和一般禁止型三种具体类型化模式。     

企业法人经营管理者的签名是否可以确认为法人行为

正案情简介:被申请人系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3月1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股东为陈某、章某,经营范围为家电销售、维修。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被申请人没有为申请人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申请人自述其于2010年3月1日到被申请人处任销售主管,月工资2300元;2010年11月8日,被申请人     

民事审判中的事实推定研究

事实推定作为司法证明一种重要的辅助性方法,在特定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推定的三个要素有不同的要求,除基础事实、推定事实以外,二者的关联性、同时也是推定的根据之一,即生活经验,决定了事实推定的或然性与主观性,为免滥用,应对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和规则作严格的规制。遵循五项规则、准确运用生活经验和公共政策进行推定,有助于克服事实推定的局限性。     

浅议刑事诉讼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适用范围

刑事证明规则的核心内容是对证明对象进行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两种不同证明方法的适用,是证据法领域中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率的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区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方法的适用范围则是关键。各国关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立法规定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争论也多集中于此。一般来说,由于定罪事实涉及案件实体处理结果及被告之重大权益,对其应采用严格证明的方法,而对量刑事实则可自由证明;对程序性事实应该根据其自身不同的法律属性而分别采用不同的证明方法。     

刑事诉讼证据真实性的理性辨思——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的探讨

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出台,证据概念被重新界定,传统事实说被材料说所取代。新定义下的证据虽然是材料,需要查证属实方能作为定案根据,但真实性仍然是不可抛却的证据属性。从反思何家弘教授早前关于对证据真实性要求的批评,到从认识论与盖然确定的角度分析真实,我们从动态的、时间推演的角度来使用一种实践理性层面的证据真实性。这种实践理性的真实性要求亦有实体法层面的规定与之相呼应,理论上亦为可信性提供借鉴。     

表见证明制度引入的必要性研究

国内学者在对表见证明制度价值作出分析后,极力倡导引入该制度的重要性。考察表见证明和事实推定制度的法律构成要件、制度设计的本质、价值和功能、二者的攻击防御方法和产生的法律效果并无本质区别。实践中事实推定所产生的问题并非表见证明制度空白所致,而是因为法官心证不公开、事实推定的错案风险较高以及审判权本位主义的结构特征等制度保障不健全所致,因此我国暂时无需引入表见证明制度,以防概念上的混淆以及给司法实践带来更大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