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城乡二元经济特征十分典型。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1978—2005年的城乡消费差别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别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消费差别具有显著的较长期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首要原因。因此,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以提高农民收入、提高消费集聚性以降低农村消费成本、推进新型城市化以加快非农化进程等途径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消费差别。     

开掘内生性人力资源，促进民族地区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以西藏卫生系统人力资源开发的路径选择为例

现代医疗卫生机构的组建,奠定了西藏等边远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事业的基石。当地群众的制度记忆、发展需求结合建设者的路径选择促成了西藏卫生人力开发的制度变迁与机制建设。边远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事业区域性人力资源开发的合理途径应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靠当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大力挖掘及有效配置内生性卫生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与积累,产出内部效应及外部效应促进系统的持续增长。边远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开发的最终目标应是:实现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事业的自理与善治。     

论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环境的改善

目前,我国农村有1 5亿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已达82 0 0多万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这种就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还会加大。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环境正稳步推进、势不可挡。　　一、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办法,最大程度地“解放农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农村土地承包期内,承包方以转包、转让、出租、入股、互换等方式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转移给第三方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现象。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是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标志,…     

中国传统农业的表现及改造

受发达国家成长经历的影响,早期的经济理论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部门,强调工业进步的作用,而把农业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受制于工业的、逐渐削弱的部门。比如配第-克拉克法则、罗斯托对经济成长阶段的阐述、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等。正是受上述经济理论的影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普遍存在对农业的不重视,体现在发展战略上则是几乎所有的资本积累都投向城市和工业。     

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看新中国城乡关系的60年变迁

城乡关系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一直在进行探索的问题.建国以来,在处理城乡关系上,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改革开放之前,在低效率和低公平的框架之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并日益巩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效率为先的政策考量中,城乡差距日益扩大.2004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统筹城乡、支农惠农的政策,城乡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的协调中开始走向和谐.     

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现在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     

司法鉴定法律的二元结构分析

司法鉴定作为司法中的专家鉴别活动与意见证据具有多面性。为保障其客观、公正、科学、可信,需要不同的法律从不同的方面予以规范。在这些法律中存在不同类型的二元结构,包括司法鉴定法律关系中“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主体二元性、司法鉴定法律的行政管理与司法程序的二元性、司法鉴定在诉讼程序中的二元性等。不同法律因功能的差异及对司法鉴定的不同规制易产生龃龉,因此需要协调解决此类问题。通过对司法鉴定法律的二元结构分析,立足剖析问题及缘由,确立解决二元结构协调问题的原则,为消解二元结构法律问题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转向问题

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常常被人们称为“实践转向”,他把哲学研究的视角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以人的存在方式———实践———为中介去解决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更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一转向的意义体现在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中。要深刻把握这一革命性转换,就有必要对马克思哲学实践转向作一番深入的审视。传统哲学的困境:实践转向的动因古典哲学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认识并不深刻,因而他…     

论国际投资秩序中投资者保护与国家规制的二元结构——基于中国的实证考察与理论解释

投资者和东道国是国际投资秩序“平衡木”的两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投资秩序侧重于投资者保护,然而,晚近东道国对国家规制主权空间的强调,使得二元主体结构间的冲突重回各界关注视野.中国作为资本输出、输入大国的“双重身份”,迫切要求处理好投资者保护和国家规制二元结构间的利益关系.一方面,政府需要继续实施投资体制改革、践行良好的规制实践,以保持引进外资的“制度引力”,防范国家规制违反国际条约;另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开展负责任的跨国投资,保持与东道国间的良性互动,防止跨国投资违反当地立法.对中国而言,在新形势下处理好投资者保护与国家规制的利益关系,有必要历史性地微观考察中国历年来投资协定的发展脉络,把握晚近全球投资争端和双边(区域性)投资协定的变迁、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而探讨中国在投资保护与国家规制中的新范式.总之,对当前投资秩序中二元结构的考察研究,这对正在进行国内投资体制改革和参与国际投资秩序构建的中国而言,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