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虚拟财产继承制度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人们对微博、微信、电子邮件、网店等互联网产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相较前几年,人们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到网络世界中,因此赋予虚拟财产更多的经济及精神的双重价值属性。有价值的事物难免会引起各种关于权属、获取方式等法律问题,其中虚拟财产继承问题尤为明显。然而,我国现今的法律、法规,对虚拟财产的继承规制相对空白,学术界对虚拟财产的属性亦有颇多争议。     

反家暴工作知识(三)

<正>家庭暴力是基于不平等权力关系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是我国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违法犯罪行为。"妇女之家"工作者应当对社区中发生的家庭暴力做出敏锐的反应和行动,坚决维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利益,在干预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中发挥倡导者、支持者与服务提供者的作用。     

《民法典》视阈下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研究

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所规定的四种服务类型具有一定局限性,无法涵盖小程序、云服务器租赁等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将其认定为《民法典》1195条所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并适用该条进行调整。小程序案一审法院为了适用下位法《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而限缩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做法并不妥当。在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时,应当将《民法典》第1197条中的“应当知道”理解为一种推定的故意,而不宜认定为过失。小程序、云服务器等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由于现实技术以及具体案情决定了其并不知晓具体的侵权事实,因此并不符合《民法典》第1197条所述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由于采取“必要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侵权后果进一步扩大,“必要措施”不仅包括删除、屏蔽等手段,而且包括转通知措施,此点与《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的转通知义务并不矛盾。由于该类新型网络服务平台在日常运营中通常会同时提供交易和媒介两大类服务,当其为提供交易服务的主体时,应当坚持网络中立性原则;当其为提供存储、搜索以及内容等媒介服务的主体时,应当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必要的监管;而当其仅仅为提供接入以及缓存等媒介服务的主体时,应当遵循“单纯管道”理论的要求。     

新经济环境下的江苏区块链产业发展

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中学习时深刻论述了区块链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趋势及其产业创新模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江苏大力培育壮大“三新”经济,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引领未来20年产业革命的ABCD四大关键产业中,人工智能(A)、区块链(B)、云计算(C)和大数据(D)的作用和地位各不相同。以云计算和大数据支撑起来的人工智能决定了区块链技术的基础,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创新也会促进人工智能的产业升级,同样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停滞也会抑制相关产业的优化。     

云计算、开放平台与服务商版权责任

在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每次创新发展都在牵动着人们的神经。随着"云计算"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作为"因印刷技术而生,随科技革命而变"的著作权制度,是否会遭遇新的技术冲击,给制度设计和法律适用带来新的难题?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关于云计算和互联网开放平台的分析和研究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而其中涉及法律问题特别是版权问题研究的文献却寥寥可数。版权制度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法律环境,对于云计算和互联网开放平台所涉及的版权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从而得出较为明确的意见,为产业发展提     

云计算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特点与前景

数字图书馆依靠云计算技术的海量数据储存，可以实现图书资源的数倍扩充，能够完成目前难以达到的各种业务要求。数字图书馆可以依赖于云计算技术将数量庞大的信息资源整合起来，通过将分布式存储数据库与一站式的检索界面进行有效的整合，为数字图书馆的使用者提供便利和形式多样化的服务，从而促使云计算时代的数字图书馆得到更好的发展。     

论云取证合法性的价值分析

云取证是计算机犯罪案件侦查中的重要环节,由于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高速性,对云取证的研究就不能局限在已经普及使用的技术范畴内,要求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紧跟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针对可能出现的关键问题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完善取证体系。所以深入探讨云计算电子证据取证的合法性显得十分必要,具有重要的学术以及实践价值。     

把脉“微信十条”出台后三大社会关切

为进一步规范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使用者的服务和使用行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对此，有关业内人士就《规定》出台后是否能有效规范即时通信工具乱象、实名制是否会侵犯个人信息和隐私、是否将影响个人意见的自由表达等三大社会关切进行了分析。     

对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批判

目前,法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的责任呈现愈发严苛的倾向,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实质上具有中立的性质,其对所有网络用户提供平等的服务,苛责他们过重的责任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网络传播,掩杀网络的自由和便捷。虽然诸多专家学者撰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加以肯定,但是本文经过分析,认为网络服务商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不够充分,法律效果也不理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认定新诠——兼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论

我国目前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全面承认了"应知"可用于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知道,但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却分歧很大。这一现象的产生源于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的应知要求与其不负审查义务的共识相冲突。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既难以在理论上得以证成,也是对相关规定的误读。通过借助诉讼法中的推定规则,可有效证成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知道,从而实现了从起点客观事实不明到终点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间逻辑脉络的贯通。依循这一逻辑路径,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司法和未来学界的研究重点等都需作出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