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发展环境下的电子政务建设

系统地阐释了云计算、物联网、开源软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中最热门、最核心的几项技术的实质,指出在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中应该积极采用这几项技术,以节省开支、实现安全可靠、促进中国软件产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等。     

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补充规定(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09年第4号《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补充规定(四)》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部长陈德铭二○○九年二月五日为促进香港、澳门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鼓励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商业企业,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五》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网络暴力犯罪的公私协同治理模式

网络暴力犯罪在本质上是侮辱罪、诽谤罪等传统犯罪在网络空间的表现形态,其具有软暴力性、网络在线性等特征,也具有“多对一”行为模式和“黑产化”发展趋势。按照传统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方式来处理网络暴力犯罪,存在个人追诉意愿不高、取证能力不足、维权成本较高等问题。《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在结合网络暴力犯罪案件自身特点的基础上采取了公私协同治理模式,在网络暴力犯罪治理中形成了“公私协同,公诉优先”的追诉制度格局,具有协助调查前置化、公诉程序扩大化和优先化等特征。通过细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管理义务、激活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来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第三方主体在网络暴力犯罪治理的安全管理义务,有助于实现国家机关与网络平台对网络暴力犯罪的事前协同治理。但也存在协同参与不强、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相关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数字经济发展中伦理道德的出场、表现与出路

<正>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新,并在纵深方向迈入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数字革命”浪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已成为重构全球经济结构、变革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保护规则——以刑事责任的限制为视角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保护规则作为认定其责任的补充性规定已经在许多国家得到确立,以弥补传统责任规则中对于技术性因素考虑的不足。在当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范围尚不明确且呈扩张趋势之下,我国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护规则的立法经验,制定适用于所有违法信息类型的总则性保护规则,明确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般监控义务,对具体的技术行为给予明确的立法保护。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设定

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过失责任,就相当于要求其承担注意义务.如果依照过失论解释注意义务,以理性人为参照,那么无形中无限扩大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还将掺杂法官个人的判断因素,导致同案不同判,影响司法公正;如果仍沿袭现有规定,将应知及其对应的注意义务解释为推定故意,那么注意义务的引入无异于画蛇添足.其实,从我国现有的司法解释和判例可知, “应知”为“推定故意”,注意义务只是认定故意的推定要素.为了破解困局,建议将注意义务纳入行政规范体系,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设定注意义务的基准.     

智脑助力打造智慧应急指挥中心——基于数字应急网罩的城市应急智脑研究

我国正进入"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和"社会高风险期",每年因各灾害、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惊人,如近期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属于典型的城市应急管理范畴。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数字城市创新生态体系建设正在加速,城市应急预警技术和城市应急管理得到深度应用,智慧应急逐步形成。面对频发的应急事件,实现事前精确预警、科学精细预案、实施精准治理,是智慧应急急需研究解决的方向。     

公共基础信息服务创新模式:基于云计算视域

公共信息作为公共物品的本质特性决定了其必然要面向广大基层群众。而基层政府就是公共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云计算概念提出后发展和应用风起云涌,在我国得到了各级政府的积极响应。目前我国传统的基础公共信息服务在类型、内容、形式、效果等方面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相应地,基层政府应跟上时代发展,转变执政理念与方式,科学运用云计算途径为基层群众提供全面良好的公共信息服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犯罪问题解析——基于对《刑法修正案(九)》第28、29条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九)》第28、29条不仅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增设了独立的刑事责任,而且引入了共犯行为正犯化理论,对网络安全治理起到积极作用,但司法适用中仍存在对明知的认定和刑罚失衡等困境.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其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同,犯罪模式也会有所区别,应进行类型化入罪探讨,进一步明晰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面临的刑事责任问题,有助于司法实践准确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