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中华民国"在推动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成为解构的对象,这使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观出现分裂,在消解与捍卫对"中华民国"的认同的斗争中,民进党为首的反对派成功地瓦解了部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国民党逐渐居于下风,"中华民国"成为一团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模糊体.90年代开始,在突破外部环境约束的过程中,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观在"中华民国"缩小化的基础上培育了共同点直至最后实现了合流,但仍然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的认同危机.总之,民主化的进行不但没有强化台湾人对"国家"的认同,反而使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有恢复被威权统治损害了的国家统一的价值和声誉,才是消除台湾社会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本途径.     

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互动关系的透视

居民与居委会的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基层社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社区参与积极性高、参与形式多样化的社区,社区居民和居委会的互动关系体现为一种互惠合作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居委会通过对社区参与的引导和控制,实现了社区控制和社区服务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居民通过内容丰富的社区参与增强了自身的自主性,扩大了社区的自治空间。     

再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兼与吴海红商榷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都是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是一对并列的错误,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所谓的赶超时间的缩短使得大跃进运动不断升级,这种升级又使得赶超思想远离现实的"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互动理性思考

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般理论分析及数量分析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种自我协调、自我循环演进和增强的机制:一方面,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另一方面,城市化反作用于工业化,推动工业化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及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下存在着较大差异,制造业的发展,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直接动力,教育与科技发展,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可持续和协调发展的源泉。     

党的“廉洁准则”与“纪律处分条例”的互动关系演变

深化党内法规研究,不仅要从静态视角研究党内法规文本内容,还要从动态视角观察党内法规制度的演进过程;不仅要对党内法规的具体内容开展分析,还应探寻党内法规之间的多重联系。党的首部廉洁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问世以来,二十余年间经历多次修订与完善。二者从最开始的包含交叉关系,最终演化为相互协同关系。廉洁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的这种互动关系演变,反映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愈发成熟,依规治党的治理手段愈发规范,党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上不断提升。     

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意蕴、逻辑与进路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最新阐述和实践表达。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的“自我革命”虽不属于“政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范畴，但不是孤立在社会革命之外的。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呈现出辩证立体的关系，在互动关系上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引领、社会革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有效动能。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勇于自我革命和推进社会革命的双重使命，这是由党的革命属性和使命追求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自身百年奋斗历史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新征程上，只有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成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成功回应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