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探索与发展

个人信息具有保护和利用的双重需求,实践中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多发频发,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立公益诉讼条款,有利于更好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专业性、流动性,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标准不明确、调查取证难、制度供给和理论支撑不足、多元共治合力不够等难题,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积极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责任认定规则,加强对公益赔偿金的管理使用,促推个人信息保护法各方责任主体衔接协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统一正确实施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虚假诉讼刑民交叉案件处理难点及破解

虚假诉讼中刑民交叉问题突出。在事实认定和证据使用方面,只要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符合民事再审事由,检察机关即可启动民事监督程序;刑事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当然具有证明力,而要从是否符合民事证据“三性”以及是否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要破解监督难题,在刑民程序衔接方面,检察机关宜加强案件初查,完善线索移送机制;强化刑民协同,完善刑事追诉和民事监督程序衔接机制;厘清“先刑后民”适用范围,完善刑事制裁和民事再审程序衔接机制。     

司法助残 有爱无碍 写在第32个全国助残日之后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一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将残疾人群体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关心残疾人的生活、学习、就业等各个方面的权利保障。残疾人作为社会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依法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方便残疾人参加诉讼活动,为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     

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两瓶“好酒”惹的祸

纠纷背景2019年8月,上海市某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某烟酒经营部抽查时,查出2瓶假冒某酒厂注册商标的某品牌白酒。随后,工作人员没收了2瓶涉案白酒,并对该烟酒经营部负责人汤某某进行了行政处罚。2020年9月,酒厂对烟酒经营部所属的某物资利用公司提起商标侵权诉讼,要求被告立即停止对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销毁库存商品.     

以数字监督赋能虚假诉讼诉源治理

大数据时代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工作,实现诉源治理,应当注重数字赋能、智慧转型。诉源治理语境下,可通过构建虚假诉讼数字化检察监督机制,精准开展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一、创新数字监督思想,贯彻诉源治理理念第一,由传统监督到数字监督。切实转变思想,狠抓大数据应用,充分挖掘数据潜力,以大数据赋能虚假诉讼监督。     

数字时代司法责任伦理之守正

在数字化浪潮下,司法活动呈现出去责任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责任感的缺失和责任推诿的加剧,因而亟待法学界对司法责任伦理予以革新。数字技术导致司法责任消解的机理是复杂和多元的,主要源于其兼具权威性与非权威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机械性与能动性等多重面孔。当前我国司法工作中的数字技术主要被应用于证据指引系统、风险评估工具、在线诉讼平台的开发等事项上,这些领域也是司法责任伦理冲突最为激烈的场域。数字时代应当坚守人本主义司法责任伦理,准确界定机器、技术人员、系统部署者与司法官的责任框架,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树立科学的责任观,借助数字技术建立和完善符合时代特征的司法责任体系。     

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制度逻辑及实现路径

随着当今社会风险的不断加剧、不可逆转损害后果的频繁出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应局限于事后的补救性救济,而应当积极拓展其预防功能,将隐患消弭于尚未发生之际是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应有之义。就现行司法救济体系而言,尚存在法源理论上的不相妥协、立法维度上的事后救济为主、司法实践中的固守谨慎等鲜明特征。因此,应当在风险预防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引导下,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专门立法、明确“重大风险”判断基准、完善生物多样性多元保障体系、打造查、审、执相互贯通的全链条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