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理论与实践

环境经济学家一直以来主张运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一种基于市场配置环境资源的方式——排污权交易制度越来越受到环境经济学家的青睐,他们认为其在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上十分有效。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少数省市试点顺利,但在大多数地区的开展仍十分缓慢,面临着市场机制不成熟、法律制度不完善、监测体系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担保的效率之谜——兼谈法律经济学方法

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的对担保制度效率的质疑是错误的,因为其忽略了造成外部性的约束条件即担保权的稀缺性,忽视了通过价格机制消除外部性的可能性,也忽视了法律干预所需要的高昂成本。这场效率之争反映出法律经济学研究传统模式的缺陷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改造的过分迷恋,对经济学实证传统的偏离,以及对真实世界约束条件的忽略。法律经济学的重心应当从效率研究转向制度解释,关注法律制度所赖以形成和转变的约束条件。     

技术标准之许可定价规则的“非国家化”——以可比许可法为中心

技术标准是全球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技术标准许可是国际技术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技术标准是经标准化组织批准、非强制执行、可重复使用的通用技术方案规则和指南。在技术标准许可定价规则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国家”试图强化对技术标准实施活动的控制,表现为不同国家的司法机关在裁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时适用不同的定价规则,而这些规则为国家力量的介入创造了空间。可比许可法是一种“非国家化”的技术标准许可定价规则,能集中反映消费者愿为标准必要专利支付的信息,注重参考在市场作用下业已形成的许可费水平,从而克服分摊式专利价值评估方法的缺陷。可比许可协议的识别、可比许可协议中许可费信息的披露以及复杂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情形中隐性单向许可费率的解析,是可比许可法适用的关键。专利劫持和技术标准化价值等问题的澄清,有利于认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范围,打破对部分可比许可协议参考价值的质疑,确保可比许可法适用的稳定性。作为一项由市场主导的技术标准许可定价规则,可比许可法有助于定价规则的“非国家化”,在不同国家的司法机关间形成“规则共识”。     

个人数据交易的双重法律构造

个人数据交易具有动态性与非排他性,数据交易当事人处于持续性数据收集或传输关系之中,任何一方均不能排他地控制个人数据。上述特性使得数据交易不能被界定为数据买卖,数据处理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数据合同的履行行为。合同关系与数据处理关系的不同,使得数据交易具备双重法律结构。一次完整的个人数据交易同时包含表意人的承诺与个人的同意,前者属于意思表示,后者则属于准法律行为。与之相应,个人数据交易由基础性合同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组成,前者主要受合同规则调整,后者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范对象,二者效力应分别判断。在规范适用上,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并非原则上得准用法律行为规则。合同规则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各守其分,分别规范数据交易中的不同行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冲突。考虑到数据处理也是合同项下的行为,合同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可以在例外情况下穿透双重结构,协力实现数据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     

个人承包经营企业期间对外转移债权的限制

企业股东们委托给个人进行经营管理,收取固定金额承包费,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应是合法事项。个人在承包经营期内将企业的对外债权转让给自己或者利害关系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严格审查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基础事实或者合法事由,以避免个人借机非法侵害企业及其他合同关联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古代先问亲邻制度考析

田宅交易先问亲邻的制度在法律中出现始于后周时期,在宋元时期达到极盛。明清时期,国家律典对此不再作强制性规定,但在民间习惯中,先问亲邻的做法仍广泛存在。这一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将土地保留在本宗族的内部,减小交易风险,并协调家族成员关系。它与现代民法中的优先购买权和相邻权等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可交易水权论

可交易水权制度是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实现水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法律工具,是水权的高级表现形式。可交易水权可定义为:法定的水资源的非所有人对水资源份额所享有的一种财产权。可交易水权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构成。通过立法设计将可交易水权划分为比例水权、配水量权和操作水权,并赋予其排他性、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这些财产权特征,使之满足可交易的需要,同时,又使水资源蕴涵的公共利益能够嵌入水权人的私人决策之中,以保证不减弱对生态环境和社会价值的保护,实现可交易水权多重价值的平衡。我国现行水权要成为可交易水权还存在许多困难,中国可交易水权法律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     

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多维度分析

制度分析学派通过不同制度的交易费用状况的比较,对各种制度的特征进行了较充分的分析.但是,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来说,由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特征导致的交易费用的复杂性,不能在单一维度的视角下笼统地仅考虑费用的数量大小,由此来评判制度安排和公共决策的好坏.因为除了信息不对称因素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以外,有相当一部分被视为诱发交易费用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体现和保证物品的公共性,这些费用表现为公共协商的成本和对损失方补偿的费用.试图从多种维度对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交易费用进行分析,不仅对信息不对称如何产生交易费用进行了描述,还对公共协商和对损失方补偿产生的费用所表现出的公共性价值进行了解析;并借用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广义宪政经济学理论,探讨了交易费用的最优解;最后倡导建立具有公共性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