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与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治理

社会管理薄弱是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深层根源.农村社会管理薄弱的原因包括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重经济而轻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农村社会转型的负面影响等.通过在涉地利益协调与表达、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与城市化、农村应急管理、舆论管理、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可以构建征地型群体性事件的源头预防机制和预警机制,重构其处置机制,打造科学的恢复机制.     

抽丝剥茧,利剑斩贪官——孟繁程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

孟繁程,曾是一个区属国有企业管理者,执掌着＂北京红义物业管理公司＂的帅印。他对金钱的胃口巨大,把国企和国企职工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视国家财产为囊中之物,对外宣称公司亏损,实际却把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腰包,他和他的班子成员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上千万元人民币。从国企领袖到阶下囚，从颐指气使到命悬一线，孟繁程付出的代价可谓沉重。     

微软收购雅虎搜索业务案之反垄断分析

随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飞速发展,该产业的并购交易十分活跃,并有望持续成为并购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互联网产业的特点（比如双边市场的界定、商业模式的独特以及网络效应的形成）,该产业领域的并购交易与传统产业（比如制造和金融业）有很大的不同,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的司法处断

目前,由于刑法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在立法上的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不利于司法机关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准确地定罪量刑。渎职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并非牵连关系,两罪在犯罪构成上也非重合关系。对于渎职受贿罪应当以受贿罪和渎职罪数罪并罚论处,这种处断原则并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M型社会”

“M型社会”是日本趋势学研究者大前研一以日本近20年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类型的判断。“M型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富者在数字世界中，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原本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阶层因失去竞争力，     

栽倒在“床上”的厅官

段一中，尽管在广西当了多年的领导干部，官至正厅级，在大众视野里却一直“默默无闻”，不料一夜之间。因“床照门”而名噪全国，他的贪腐嘴脸也随之暴露出来。2013年5月3日。广西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段一中受贿100余万元，加上受贿款孽息7．9万余元，非法所得共计108万余元。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     

绝境下的从容

记得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一张照片,是一张逆光的摄影图片,圆形的拱门配方格子玻璃落地窗,窗内有一张精致的方形桌,桌上有两杯咖啡,一杯尚满,一杯已空。夕阳斜照在窗棂上,呈暖暖的橘黄色,远处是欧式的洋房。画外音是:口袋里只有五个便士了,我不喝咖啡,请给我来一份夕阳。看图片的时候,我的心轰然而动,先不要说构图的精致与完美,单单那一份意境,那一份从容与豁达就令我痴迷,如果是我,没有钱了,会不会很慌     

公共政策、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交易成本视角探析

交易成本理论是用来分析政治问题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框架。在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下，公共政策可以视为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投票者之间政治交易的产物，其本质是政治契约。由于契约双方的人性因素与交易环境因素，如有限理性、投机主义、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等，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分析公共政策契约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设计节省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政策效率，实现政策目标。     

厕所藏钱900万牵出重庆“第一贪”

晏大彬,被称作重庆"第一贪"。来源于这样的说法:他受贿所得2226万元仅用了7年时间,有人给晏大彬算了一笔账,自从他开始受贿至案发,每天有近1万元的进账。2008年8月1日上午,备受关注的重庆市巫山县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与妻子付尚芳,同时站在被告席上。     

重新认识虚假广告罪的法益位阶及构成要件

虚假广告罪几乎沦为一个死罪名,其原因在于相关司法解释对该罪法益位阶的错误认识,并因此难以适当地确立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本罪为侵害复数法益之罪,在其法益位阶上,市场交易秩序为优先序位法益,属个人法益的财产权利的为次位法益,而非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与之相反的位阶次序.对市场交易秩序侵害的效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子效应,因此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应回归虚假广告罪的刑法本条的规定,选择相应的行为内容,即虚假广告行为的投放持续时间、在媒体宣传的频度、对媒体的覆盖范围以及广告本身的虚假程度等来综合说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