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法院:探索行政诉讼协调新机制

近年来,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积极探索行政诉讼协调新机制,于2010年成立了浙江省首个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有效化解了一批重大群体性行政争议案件。因机制创新、成效显著,被誉为行政协调的"乐清样本",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高度赞许,作为典型经验推广。     

认真对待逻辑：论法律适用中的逻辑错误及其防止——以一起“产品安全”行政处罚案为样本

法律适用在本质上是“根据法律的思维活动”，通常人们多从法律知识、方法乃至制度角度来谈法律适用问题，对思维层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很少涉及，其实，法律适用活动不仅要遵守法规范之要求，而且不能违背思维领域的基本规律和规则。否则会导致认识、推理和判断的错误及无效。本文从逻辑角度对一起违法行政处罚决定的思维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出其中的...     

博弈、挣脱与民意——从“双非”风波回望“庄丰源案”

庄丰源案是特区政府与法律精英的博弈,政府方面的败诉一方面在于人大释法技术上的不成熟以及入境处在诉讼策略上的失误,另一方面在于终审法院的某种挣脱情绪,这种挣脱情绪是基于不受干预的自治要求和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护倾向。"双非"风波之后,法律精英的胜利显得黯淡。法律追求不应忽视社会效果,法院不能轻易抛弃保守原则,否则可能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风险。中央需要加强法律解释技术的修炼并增进与香港的及时沟通。香港法院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     

从药家鑫案看刑罚的殃及效果和罪责自负——纪念《法学》复刊30周年·名家论坛(一)

刑罚总是会以某种方式波及或连累罪案的另一类受害人——罪犯的家人。为适度限制严重的殃及效果,中国社会长期实践并获得广泛接受的一个惩罚原则是,即使死刑罪有应得,但当罪犯是独生子女时,在某些案件中,可略微减轻罪犯的惩罚。当代中国可以借此进一步丰富罪责自负原则,从理念层面更多转向经验层面,这也是针对中国目前独生子女政策实践和刑事和解实践的必要刑事政策调整。     

美国传染病强制医疗制度及启示

美国Speaker案和Daniels案,揭示了为防治传染病而频繁使用的强制医疗控制措施,却屡次伤害和侵袭公民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的现实。实体法必须对自由进行限制,但其正当性还应得到程序性规则之检视。两起事件暴露出美国传染病防治中出现的立法及法律实施问题,在强制医疗过程中完善保障患者权利的规则、明确法院审查原则和审查标准以提高审判智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多元调解+速裁一站忒解纷的“北京模式”

2020年1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北京法院“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新闻发布会,并发布了十大典型案例。北京高院立案庭庭长杨艳表示,2020年北京法院着力推动“多元调解+速裁”工作制度化、定型化,巩固深化民商事、知产案件在诉讼前端快调速审、后端精审细判的前后端审判格局,破解案多人少矛盾,促进审判质效提升,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多途径的糾纷解决渠道。     

重罪合规案件分案处理制度研究

当前,对于企业轻微犯罪案件适用“双不起诉”已成共识,但对于企业重大犯罪案件能否适用合规不起诉仍存在争议。为了进一步扩大合规不起诉制度效果,避免出现“办理一个刑事案件,搞垮一个企业”的不良后果,一些检察机关进行了相关的制度探索,提出了“分案处理”的改革思路。但是,分案处理面临着违背单位犯罪“双罚制”的基本原理、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罚失衡等现实困境。从司法实践来看,重大单位犯罪案件分案处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为走出重罪案件合规分案处理机制现实困境,应从理论层面予以创新和突破,重新建构单位与责任人分离模式;从立法层面予以明确和固定,以成文法形式规定合规从宽、不起诉的适用情形和条件,完善分案处理程序与规则;在司法实践方面于探索和落实,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积极推动重罪合规分案处理机制落地实施,巩固理论和实践成果。     

"以案说法"在企业普法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新时代中,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都需要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因此普法工作也成为各类企业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开展企业普法活动,将普法教育与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进行有机结合,提升企业员工法律素质与依法管理能力,已成为每位企业管理者需要深入研习的重要课题.但在企业普法工作中,仅宣讲法律条文等内容相对枯燥,且仅能提升企业员工法律知识水平...     

对肖日明侵犯商业秘密一案的法律分析

肖日明侵犯商业秘密一案,存在诸多争议,媒体以及法学界对该案予以较多关注。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属结果犯而非即成犯,同时本案并未超过追诉时效,因而应追究肖日明及其所在单位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责任。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30年：重建、发展与挑战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于1990年6月。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趁打击苏共之机禁止了俄共的活动,由此引发“苏共案”。1992年,俄罗斯宪法法院对“苏共案”做出裁决,俄共解禁。1993年,俄共恢复重建,成为合法政党。自此,俄共以体制内反对派身份开启议会生涯,一度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实现了组织复兴。普京上台后,进行政党制改革,加强对议会的控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分化、打压俄共。俄共步入低谷,失去了国家杜马第一大党位置。俄共做出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并逐渐发展定型。在近三届杜马选举中,其得票率波动回升,长期稳居国家杜马第二大党。总体而言,俄共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当局。在有限生存空间内,俄共长期稳居议会第二大党的关键在于自身。在诸多属性中,反对派立场相对不稳定,是影响其得票率的重要变量。俄共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与当局趋同,削弱了其反对派政党底色。应对地缘政治事件的战略风险以及长期存在的自身局限是俄共面临的双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