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属容隐”谈窝藏、包庇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容隐原则在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律中都存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体现了情与法的交融.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亲属之间互相窝藏、包庇的行为是出于亲情的一种本能反应,要求亲属不窝藏、包庇犯罪的亲人,期待可能性极低.实体法与程序法在理念上应当具有统一性,因此有必要相应修改刑法中关于亲属作为窝藏、包庇罪主体的规定.     

中国股市是否加大居民财富分配差距——兼论股市制度设计

股市波动对居民财富的影响不可忽视。正在进行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研究和促进股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制度建设。从金融经济学的原理出发,分析股市波动对居民财富分配的影响可以发现:从整体来看,中国股票二级市场增殖了财富;富人更多地参与了股市,且资产组合中股票资产比例更高;在股市参与者中,高财富净值居民的收益率高于低财富净值居民;股票一级市场加大了财富分配差距。政府部门应该从制度和政策方面对财富分配进行调节,比如改革高管减持的税收制度,从单一税率向累进税制转变;通过税收、佣金制度改革,鼓励资金从个人投资账户向养老金、共同基金账户转移;在投资者教育方面,可以考虑在高中教育阶段增加经济金融类课程,缩小投资者间理财知识的差距;保证中小投资者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公正性,降低中小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     

论客观归责与过失不法

传统过失论有可取之处也有明显缺陷,有待扬弃。客观归责理论站在新过失论的立场上,在实质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方向上改造、发展了传统过失犯理论。但客观归责理论对过失不法的改造是有限的,传统过失论中的诸概念不应一概抛弃。对于客观归责理论框架下的过失不法,在制造危险的判断上,应站在事前的立场,参考行政规则、交往规范等因素,以"一般人+特别人"的能力为标准进行考察;在危险实现的判断上,应站在事后的立场,考察结果回避可能性、规范保护目的以及介入其他因素时对于归责的影响。     

传承与移植的失却——对我国亲属作证义务的反思

<正>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对我国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离不开对外国法治经验的大胆借鉴,尤其是不能丢掉我们传统中固有的、优秀的法文化财富。本文仅就亲属作证的规则为例,从宏观的比较、分析中,揭示我国立法中存在的偏差,以期引起学界和立法者的注意。 作为制度的法律体系,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相同。我同意苏力先生的观点:有关法治的知识体系具有地方性。但也正因为如此,跨越时代、跨越国度的法律规定的趋同性才更显珍贵。比较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作证特免权,不     

“和而不同”

“和谐”是一种古老的思想资源，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以及其后的历史典籍．对此都有记载，而其最初的表述对象．都是对于声乐、音韵的描述。《左传．襄公十一年》中有，“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晋书·挚虞传》中有，“施之金石，则音的和谐”。和谐思想在后人的阐述中．更是别具风采。“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渭祸”（毛泽东语），体现的是相反相成的道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体现的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温家宝语）．则是对前面两种见解的概括。由此可见，和谐，并不是回避矛盾、抹杀差异，推崇单一、强求一律。而这种和睹思想的古代渊源，正是“和而不同”。     

心理和谐要做到五个正确对待

心理和谐,是讲心理健康、心理平衡,是让每个社会成员在工作中、生活中,在与他人打交道中不回避矛盾,学会哲学式的思考,积极地适度处理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让自己快乐,同时也让他人快乐,让社会和谐。     

行政立法的回避制度构想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法理基础是"自然公正"原则。行政立法中回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行政立法听证的回避制度以及为防止行政机关"立法走私"的部门回避制度。构成立法回避事由主要在于一是"个人偏见",二是与职权(务)行使有利害关系。其回避的基本程序有回避的提出、回避的审查、回避的决定等。     

行政回避：制度缺陷及其法律完善

制度运转常因人情等因素而失灵,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重要问题。法律运作本身需要制度性的保障,必须以制度来拆除阻碍中国法治建设进步的藩篱。在这种制度性保障中,行政回避制度是其中最基本的制度。我国已建立了行政回避的基本制度,但这项制度的构造性缺陷依然比较明显,不论是该制度的实体规定,还是程序设计,多原则性少操作性和针对性。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完善行政回避制度,使之发挥应有功效已刻不容缓。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尽早制定专门的公务员回避法,使之在维护行政公正和政府形象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扶助弱势群体 呼唤政策合围

扶助弱势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本刊邀请了部分人大代表从政府制定政策的角度对其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