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

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对峙等)、外交谈判、互利合作。通过对中国处理1962年与2017年两次中印边界危机、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验证。文章通过探讨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影响中国政府针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的因素,还有利于为中国恰当地处理中印领土争端及其他陆上争议边界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进而为改善中国周边外交、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边界界定及其实现机制——基于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的视角

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传统上由政府直接生产来供给公共服务的做法存在诸多弊端,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和企业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向社会和市场购买公共服务在有效控制政府规模、提高行政运行效率等方面作用较为明显,但政府也面临对市场主体存在认知盲区、权力寻租和监管难度大等困境。对此,要明确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边界,将基本公共服务生产的透明度、基本公共服务对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重要程度、基本公共服务生产市场的成熟度、政府对从事基本公共服务生产的市场主体的监管能力等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能由市场主体来生产的判定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路径。     

国家安全学中的国门安全研究

国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口岸管理中的进出境口岸。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口岸日益成为各国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进出境的唯一合法通道,口岸的主权性、开放性、国际性和国门安全风险源的多样性共同导致了国门安全风险的流动性、跨境性、复杂性和外溢性。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口岸管理是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途径。然而,在目前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中,国门安全仍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当下的国门安全研究滞后于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在响应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存在不足。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内涵的拓宽、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和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国家安全学必须不断拓展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议题。国家安全学研究不能仅仅关注单个领域的国门安全问题,而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的空间场域来凝练国门安全的研究议题,并使国家安全学研究朝着巩固研究领域、促进学科构建的方向发展。植根于维护国门安全的现实需求和完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理论需要的国门安全学,应当成为国家安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治理的空间结构及其转变——基于转型社会中公共权力行动边界的分析

公共治理空间体现了公共权力在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时所拓展的协调与控制社会能动性的幅度和深度.在转型社会中,公共治理空间一般由显性一隐性空间构成.相应地,制度和惯习、制度性边界和惯习性边界的互生与外衍构成了公共治理显性-隐性空间的衍生条件与约束机制;而隐性治理空间的存续对公共治理总体格局而言亦有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由此决定着公共治理空间结构的宏观功能.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应通过公共权力运行场域的再造与行动边界的整合实现公共治理空间结构的转变.     

刑法修改的法经济学考量

在经济学中．用边际分析方法求得的具有相互联系的行为主体最优化行为的集合便是均衡。法律规则在用以描述或规范人的理性选择行为方面，与经济学具有深刻的一致性。法律体系也是作为一种均衡整合状态而存在．是各个部门法最优化的集合。刑法修改不能超越刑法的最佳边际均衡点，只有当其他部门法不能有效保障法益．刑法才有介入的必要，立法才能产生较高的综合社会效益．否则刑法作为部门法的边际效益就会回落递减。     

献给孩子一生受用的生命礼物——浅谈儿童危情生存教育

<正>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也与日俱增。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充满变数的世界,火灾、地震、车祸、遭遇抢劫、考试失利、亲人离世……面临生活中来自自然、社会和心理的成千上万种大大小小的意外和偶然,朋友,你是否有能力沉着应对,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生存机会?     

金融监管权的渊源、法理依据和学理分析

金融监管权来源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主要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演进、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逻辑和维度进行论述。并介绍了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和边界有效性理论。     

印巴边界水资源争端浅析——以《印度河水条约》及其国际水法原则为视角

本文在概括梳理印巴边界历史、印度河流域总况及两国因其产生的水资源纠纷史的基础上,对《印度河水条约》及相关国际水法原则进行重点分析,并总结出相关经验及有益启示,以期对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争端解决有所裨益。     

立足于当下 远瞩于未来——兼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旨趣

步入深水区的改革往往更具有存量改革的意味。它要持续进行,必然涉及既得利益集团之既得利益的调整,所以改革的推进会困难重重,阻力多多,乃至举步为艰。本着现实与理想结合,实然与应然兼顾的理路,从在改革认识上明辨草创之难与守成之难的各自特点、在改革思路上认清立足现实与理想向往的各具其理、在改革理念上洞悉人为努力与遵循规律的各具意义、在改革内容上关注实然思维与应然思维的各自优劣、在改革路径上明察顶层设计和摸石过河的各自优长、在改革评判上透视形似改革与神似改革的各自意蕴六个方面的视野,论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旨趣,期望有助于人们树立起推进深化改革的正确观念。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