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生物质高值化利用途径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既要在能源消费端持续做“减法”,又要在能源供给端做“加法”。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出,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作为唯一含碳可再生资源的生物质能,可实现对化石能源的燃料和原料的“双替代”。因此,拥有零碳排基因的生物质能被公认为最符合未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要求的可再生能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大数据追踪和预测、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运用,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保障,同时也反映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之处,致使个人信息泄漏、非法提供、数据滥用等事件频发。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中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为切入点,推动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完善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程序,构建成熟的个人信息监管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以实现个人信息共享和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教义学展开

犯罪参与网络化对共犯理论既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提供了理论革新的契机。针对共犯理论与司法实践在规制网络不法帮助行为方面的乏力与困境,立法者增设了刑法第287条之二。应当承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犯罪属性,网络犯罪帮助在网络犯罪产业链上的参与性不应作为肯认其共犯性的充分理据,避免继续以共犯教义学为指导阐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构成要件极强的涵摄性决定了本罪有两个基本面相,既属于网络刑法中的兜底性罪名,也有作为竞合性罪名的可能。对本罪犯罪构成不宜过分限缩解释,避免其适用面相过窄而出现法益保护乏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逻辑更新与路径优化——以人机关系为视角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塑造了人机共生的新型关系,不能简单等同于深度合成技术、智能交互技术、高风险人工智能。新型的人机关系中,既存在人的自主性危机,也有被放大的人工智能治理风险。在风险应对的逻辑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定位应从“老师”转向“伙伴”,不应对服务提供者提出过高要求并作简单的结果评价;同时,应将治理维度从算法治理拓展到用户治理之中。在具体的治理路径上,首先应坚持包容审慎原则,设置过程义务及对应的责任豁免规则;其次,在高风险场景中,应持续进行风险影响评估、充分保证人类监督并提升算法透明度;最后,应通过伦理审查、行业自律、数字素养提升的伦理治理方案以捍卫人的自主性。     

论抽象危险犯中对间接危险的实质化审查

立法上,抽象危险犯在条文中未坚持“行为+结果”的固有表述路径,而仅呈现出“行为”类型的特征。此举易导致理论上对抽象危险犯的阐释倾向于采取形式说,仅要求身体动静即可而不要求有侵害结果,也导致司法上对抽象危险的制裁呈现非理性的一面。但所有的犯罪实际上均要求某种“结果”,只是抽象危险犯中要求的结果在于对外界造成影响的“外界变动”。重新审视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和构造,需对抽象危险予以实质化审查,即借助构成要件的各要素,结合当时的各种事实情况,以生活经验法则间接地对现实中的危险实施三维立体的审查。而由于抽象危险犯动态的危险构造,实践中需对各类抽象危险确立不同的犯罪化门槛,从而保持维护安全和保障自由两大利益间的平衡。     

比例原则私法化的体系定位与调整对象

当下比例原则的适用形态出现了从其原初定位的行为规范立场向工具方法、法律方法论、一般法理念发生多重嬗变的泛化倾向。引起比例原则向技术方法、一般法理念嬗变的原因是论者没有坚守比例原则的概念内涵,而引起比例原则向法律方法论嬗变的原因则是论者混淆了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行为规范和法律方法论的概念内涵,乃至错将本就在行为规范形态上适用的比例原则误认为是在法律方法论形态上适用的比例原则。事实上,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适用从未脱离其原初定位的行为规范立场,旨在调整权利发生冲突时任何一方权利主体的权利行使行为,此系由权利冲突的发生原理及其规制逻辑所共同决定的。其中,适当性原则判断两个权利是否发生了权利冲突,必要性原则继续厘定二者各自于权利交叉范围下真正发生冲突的两个“权利部分”,均衡性原则最后确定该两个“权利部分”的权利位阶,从而妥适决定权利发生冲突时任何一方权利主体能否行使其权利及权利行使限度。该结论可见于本土累积的民事规范与判例实践。     

个人数据的产权化与流通

个人数据具有聚合的必要性和复制的便捷性两个特点,其对塑造公司间交易、交易所交易和消费者合同三种数据交易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三种以合同为主体的交易模式存在信息成本高、执行成本高、提供与保护数据激励不足的市场失灵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对数据实行产权化来弥补现行法律解决数据权益问题的困境,并解决相应的市场失灵难题。将个人数据产权配置于个人,通过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剖析,运用“权利束”理论进一步推导和分析出个人对数据产权的具体权利。借鉴英美法系权利相对性理念和场景化工具来推动个人数据的流动,以促进个人数据的保护和利用。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质效提升的路径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由于部分基层检察机关制发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质量不高,相关法律法规未规定被建议单位不落实或落实不力的后果及责任,检察建议落实效果往往不佳。实践中,最高检已通过优化内部管理和检察建议内容提高其质量,各地亦积极探索与相关部门形成社会治理合力,成效显著。在此基础上,建议借鉴刑事再审抗诉启动程序,根据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特点进一步进行路径优化,在流程方面,将下级检察机关治理效果不佳的检察建议提级到上一级检察机关“类诉讼化”办理;在内容方面,与其他具有专业性的单位沟通函询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书中的“问题”部分、与行政机关沟通协调“建议”部分,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质效。     

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四重逻辑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二十大报告的创新论断,有着自身严密的逻辑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无可辩驳的科学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横向空间的本土化和纵向维度的实时发展,是被实践反复检验为正确的具体化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百年党史的核心主题,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彰显对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史的高度认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自信,对新征程上接续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回答好“谁来结合”“结合什么”“怎样结合”三大问题。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论逻辑

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依据一定的理论逻辑展开,在回应系列重大课题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回答中国之问为实践起点,以回答世界之问为宏阔视域,以回答人民之问为价值旨归,以回答时代之问为驱动力量,这一理论逻辑在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道路自信、厚植天下情怀、凝聚磅礴力量、引领民族复兴中生动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