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翻译及传播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翻译作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必要条件和初始环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准备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译入中国的翻译主体、目的、内容、过程和特点等可以看出,翻译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特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困惑与对策:高职院校辅导员工作课程化

课程化模式是高职院校辅导员工作的必由之路,是有效化解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怠倦,提高辅导员工作效率的可靠途径。然而,这一模式在部分高职院校试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角色定位把握不准、教学工作与思想工作难以区分、工作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诸多困惑,消解这些困惑,应当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以实践探索为主线,以完善课程体系为抓手,以强化保障体系为关键,找准辅导员工作课程化的着力点,不断提升高职院校辅导员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公民参与：人本行政的一种视角

本文立足于改革步履惟艰的中国政府行政,指出在从传统行政范式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克服传统行政的弊病,提升公民参与行政力度的重要性,使服务、法治、参与的民主思想成为人本政府治理中的精髓。     

从"铁姑娘"到"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迁

从"五四"新女性到"妇女干部",从"铁姑娘"到当代"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经历了历史变迁.官方意识形态和个人话语,社会主义伦理和传统的正统观念,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各种矛盾相互冲突和交织,共同构建当代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共同界定其社会角色.而中国当代女性试图寻找各种途径来表达自身的性别意识,以此对抗意识形态话语对个性和性别差异的束缚.其中一种做法是以4类新模范女性取代过去的原型化革命榜样,其中包括来自外国文化传统的新榜样.     

俄罗斯大学生"婴儿化"现象浅析

在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面前,俄罗斯大学生对玩具的眷眷深情一直难以释怀。玩具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青年人的心理压力,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但一旦"成人婴儿化"达到一种病态时,就会出现不敢正视成长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期望停止成长和逃避成长的问题。     

新时代做优刑事检察工作的路径选择

新时代做优刑事检察工作包括做优办案、配合、制约和监督,四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需要结合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等刑事检察核心职能予以落实。既要抓好逮捕全面化审查,实现捕前介入、捕中审查、捕后延伸一体化;又要深化起诉类型化审查,构建个性化、标准化规范指引,对不同类型案件进行差异化、专业化审查;还要实现监督全流程开展,优化监督方式,强化前端监督,深化接续监督。刑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项检察职能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应当树立全局观念、融合思维,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发展同向前行。     

社会风险控制抑或个人权益保护——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两个维度

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中被确认为一种人格法益,在理论和立法上确立了我国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面向。个人权益保护成为构建和理解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和线索。由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目标和功能可能被个人私益保护的进路所覆盖或消解,因此有必要将社会风险控制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来对待。社会风险控制一直是电子化时代个人数据保护的基础性目的,它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动态构建作用。社会风险控制和个人权益保护两种进路在相关基础问题上出现分歧,如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基础关系、一般性保护与场景化保护以及本权与保护权的关系等。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过程中,社会风险控制进路有助于合理解读和执行法律,把握风险大小与控制措施的合理匹配,以及在平衡相关立法价值的前提下,释放信息的流动性。     

非罪化的程序法进路研究

积极刑法观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占主导地位,刑事立法呈现活跃状态,由此导致犯罪圈的不断扩张。然而,刑事实体法的出罪功能由于具有内生性的制度缺陷,无法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出罪调控作用,在当前一段时期内,非罪化只能依赖于刑事程序法来实现。随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等制度的探索和推进,程序非罪化的功能逐步扩张。故而,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程序非罪化的文本叙述和实践表达,在构建程序非罪化体系的同时,着力完善非罪化的程序法进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现逻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创新,更是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特质、内涵、立场上存在诸多契合点和共通点,为实现二者的结合创造了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激活和滋养的前提下融合再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次飞跃是二者结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