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的人才修养观

仁爱、公正、不惑是儒家文化人才修养观的核心内容。仁爱的胸怀是儒家人才修养观的根本要求,对公正的追求是儒家人才修养观的实现途径,不惑的境界是儒家人才修养的最终体现。三者相互鼎力,浑然同体。     

论《周易》的犯罪学说

《周易》是"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经典,在哲学、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也可以称为集精蕴萃之宝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总纲,于治国理乱、处罪论刑,也为历代治平之要。因此,对《周易》中关于"罪"的相关理念与观点进行分析与研究,梳理出《周易》有关犯罪问题的逻辑脉络与学说体系至关重要。《周易》以"德道"来说明处在不同位上的人应如何"守分"才能"大有",核心则是对人欲的认识;以"中道"强调"度"的把握,即对"人欲"的"损"、"益"得当,便不会获罪;以"正道"讨论执法者心正才能不偏私、不废公。《周易》自阐发人欲而始,阐述恶与罪之辩证,主张协调利欲以化除恶与罪,以教化与刑罚交互为用,终成治世之功。     

实现企业人本管理的方法和途径

管理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企业管理以人为本.人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众多企业所重视.树立正确的人本观念,掌握正确的管理方法,探索适应本企业实际和员工特点的有效途径,是实现企业人本管理促进人企共进、和谐发展的关键.本文在阐述正确人本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实现人本管理的方法和途径.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的基础上，使之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并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当前，我们要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一致性的观点，拓宽妇女解放的路径，揭示男权制文化历史和心理对妇女解放的不良影响，从而进一步推动妇女解放。     

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从《尚书》到党的十八大

2013年4月19日下午,我应邀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为学员做专题讲座,讲课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民观＂。晚餐后回到寝室打开电脑,一条重要新闻突现眼前：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会议,决定从下半年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资本逻辑”宰制下人的发展规律初探

伴随着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脚步声,资本主义高举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降临于尘世.然而,这些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精心编织的“人本神话”.资本主义社会是“物的依赖”阶段,是“物支配人”的阶段,是“资本逻辑”宰制一切的阶段,这一阶段人的发展呈现如下基本规律,“物的人格化与人的物化相颠倒”的规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规律,“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规律,“社会总体的全面发展以牺牲个体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规律,“人的异化生存与人的自由本性相背反”的规律.这些基本规律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本神话”的虚伪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处于“物的依赖”阶段,这就需要在用好“资本”的同时超越“资本逻辑”,从而走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陷阱.     

论作为创新型国家理论思想来源的毛泽东科学技术观

毛泽东的科学技术观来自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反思与经验总结,是科学发展观中创新型国家理论的重要来源。毛泽东的科学技术地位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观、科学技术发展主体观、科学技术人才观都为创新型国家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据。     

武则天养生观及其当下启示

养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武则天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养生家。武则天养生观主要包括动静兼修的健身观、心态平和的养心观、爱好高雅的情趣观和中药护肤美容的养颜观,具有动静结合、性命双修和休闲逸情三个主要特征。武则天动则养身,静则养神,趣则养心的养生方法,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养生内容,也给现代人养生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动静有常,和谐适度;心静神安,心神合一;包容大度,心态平和;爱好广泛,情趣高雅。     

浅析两首仓央嘉措诗歌的法语翻译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已然凭借大众传媒成为当下一个全新的流行符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仓央嘉措其人其诗在法国仍鲜有人知.鉴于法国民众对于中国西藏的普遍热情,这一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费解.究其原因,译文的质量可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文旨在就仓诗现有的法文译本作出了一个初步的考察.鉴于现存仓诗辑本种类甚多,具体诗句意义的解读又是众说纷纭.本文并不试图深究原诗的真正含义,而是力图以两首译诗为例,对法国译者们理解仓央嘉措和中国西藏的特定视角以及他们所选择的翻译策略进行一次管中窥豹式的探索.     

市民社会与法治观的转向——以“国家—社会”框架为基点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并形成了市民社会法治观。然而,很多中国法学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社会"框架的运用是在承认西方现代性图式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处于缺乏反思性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经由反思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法治观存在着自身的矛盾,这种法治观预设了西方实现现代化和法治道路的普遍有效性,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和现代化道路的具体现实情境与中国的根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