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自由原则亦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原则,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始终。但是,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是对权利的滥用,不利于权利的有效行使和各方主体价值利益的平衡,因此我国合同法又对自由原则进行了诸多合理的限制,如强制缔约、标准合同、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由于历史背景、立法精神和逻辑起点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存在差异。我国人权宪政机制的整合需要完善国内宪法,发挥解释机制的作用;签署或批准公约时声明保留;正确处理我国宪法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效力问题;人权原则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等。     

国家权力增长限制与地方行政主导

由于政治经济紧密不可分的特点,对政府行政体制的研究,离不开经济学的介入。本文通过追溯亚当·斯密、凯恩斯和布坎南的经济理论,围绕国家权力增长与地方行政主导展开分析,并对地方行政主导的可行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刑事羁押制度-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分析

我国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与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反平等比例原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获得帮助和救济的权利等现象时有发生.文章主要针对上述现象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刑事辩护权的宪法反思

刑事辩护权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项应当获得宪法救济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及保护直接体现一国人权保障的状况和法治文明的程度。宪法规定刑事辩护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被追诉者能够运用宪法规定的这一对抗性权力,使控辩力量趋于平衡。我国刑事辩护权在现行宪法构架下尚有立法上的缺陷,影响了刑事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和保护。从宪法保障功能方面改革和完善控辩诉讼结构,是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根本要求。     

刑法的道德边际——以“教授换妻案”为切入点

本文以曾经引起热议的“教授换妻案”为切入点，从对聚众淫乱罪的存废之争的探讨中，揭示其背后刑法与道德风俗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以期明确个人权利保障与刑法保障社会道德伦理秩序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界限，尝试从源头上以犯罪的本质、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谦抑性原理为视角来得出结论。     

论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的合同自由与审计监督——以国家财政投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为透析视角

对国家财政投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工程决算价款的审计是保障国家财政支出合理性的重要制度。这一制度宜放在合同自由与限制理论视野中进行评析。该制度是合同自由的当然内容。相关规范可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或公序良俗原则影响合同的效力,并应视为合同的法定默示条款,限制合同约定的自由并填补合同约定的不足。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该问题的相关意见有进行修正的必要。     

刑诉法“短板”增长记

《刑事诉讼法》32年旅程中的两次大修,着力点都关乎增补人权"短板"。正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被喻为人权木板上最短的一块板,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漫长时段内,一批学者、执法者、立法者一直致力于"短板"修补,而赵作海等被错误追究刑责的当事人也形成了推动法制进步的另一种力量。     

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研究综述

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属于基本人权范畴，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更能体现和保障人权，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也不在少数。本文综述以全景铺开式追踪这一问题的最新动态，同时对部分著作和文章重点介绍，最后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总结缺失，展望新蓝图。     

试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偷拍门”引发的思考

我国隐私权制度尚不完善，公众人物尤其是明星的隐私权屡屡遭受肆意的侵害。但隐私权的限制原则只适用于隐私权与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众兴趣、管理必要相冲突时。因此，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其他自然人，只有当隐私权与上述原则相冲突时才可以对其隐私权予以限制，而不应对某一类主体的隐私权预先予以限制。并针对公众人物隐私权易被侵害的原因提出对社会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