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司法适用研究

“法不溯及既往”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符合我国刑法的目的和刑法法益保护精神,有利于被告人和保障人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易引发争议,因此,在具体案件中要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一原则精神,选择适用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法不溯及既往”是否适用于判决已经确定(生效)的案件,我国刑法与国际公约及其他国家刑法有不同规定,有待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     

浅论隐私权的立法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我国隐私权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其原因除人们的认识差距外,更重要的是我国法律对此无完整的规范。隐私权有明确的定义、特征、内容和构成要件。我国现行法律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采取了间接、分散的立法方式,建议关于隐私权的保护应在保护公民人身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法律即民法通则中有所体现,使隐私权和公民的其他人格权一样,在立法上加以明确规定。     

内圣外王新释

内圣外王之说,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它的多样性与相对性、效用性与理想性、冲突性与融合性三特色,厘清了中国“内圣外王”理念的发展理路,凸现了各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各自的特色,揭示出“内在外圣”的内在意蕴。自身缺陷以及价值理念,终极关切,从纵横互补中梳理中西古今内圣与外王张力和融突,使现实的伦理道德建设与国家民族的事功伟业得以协调平衡。     

卷首语

<正>继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今年中共中央又出台《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这是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进行全面梳理,显示出中央对于保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如何正确认识劳动关系矛盾的性质特点,怎样才是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地保障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以及怎样诠释     

充分发挥工会在建设企业安全文化中的作用

安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提倡以人为本的安全文化建设,已成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工会组织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强化意识教育,建设安全精神文化1、以理念宣传为抓手,营造安全氛围。大庆油田钻井二公司工会结合企业发展和队伍建设实际,挖掘和提炼具有行业特色,适合行业生产的文化理念,不断从培育干部员工"安全是企业的永恒"理念入手,充分运用生产会、班子会、碰头会、干部大会、员工大会、班前班后会、橱窗、板报、横幅、有     

原告资格判断框架的延续与优化——“黄陆军案”新解

主流学界将“黄陆军案”看作司法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先兆,这一认识的局限性在于它未关注到该案与此前司法判断思路的关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司法上客观形成了以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为构成要件、以“行政侵害”为核心的判断框架。考察行政审判案例评析意见中的论证并对照此前的判断框架,发现该案延续了原来的判断框架。该案表明我国原有的“行政侵害”判断框架通过发展也可具备与“保护规范理论”相似的判断内容,考虑到更换解释论的弊端,可通过延续原判断框架并优化其内容的方式回应解释需求,而将解释论更换为“保护规范理论”并非必需。     

大数据时代反垄断法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路径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权的受损呈现出规模性、隐蔽性和市场失灵性的新特点。“整合主义”、反垄断法的价值追求和公共利益理论为反垄断法保护个人隐私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在我国,反垄断法对个人隐私权保护有其可行性。应明确反垄断法可以应用于个人隐私权保护,并阐明反垄断法保护个人隐私权的评估细节,确定反垄断法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责任。     

德国肖像商品化权:渊源与流变

通过阐释德国肖像商品化权的渊源与流变,本文勾勒出德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消极防御到积极利用肖像商品化权的制度全景,揭示人格权一元理论的内涵和价值.在消极防御层面,德国的司法实践不仅类推适用侵害知识产权的救济制度来保护肖像商品化权,而且引入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旨在全面剥夺侵权人的非法所得;在积极利用层面,德国学术界通过发明...     

有限责任视野下公司内部人控制的合理性分析

内部人控制是现代公司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运用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公司独立人格制度和权利义务对等原理对内部人控制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就公司权力配置的应然状态而言,内部人控制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间、组织基础和法理依据,其作为经营管理层面上的控制权,存在于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所构建的权利和利益平衡体系之中.     

试论对我国海外投资的外交保护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受我国"走出去"政策的推动,近年来我国的海外投资无论在金额上还是地域分布上均呈现方兴未艾的趋势,如何对海外投资进行有效保护随之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大量存在并继续增加、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不断出现并试图对国际投资保护有关事项进行全面规范的情况下,传统的外交保护方法是否仍能在国际投资保护中发挥作用?国际投资保护中外交保护的行使应具备哪些条件?其对我国的海外投资保护具有怎样的作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