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法学中的被害人问题

被害人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在犯罪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形成了犯罪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即被害人学。但在刑法学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却少之又少，不利于我国刑罚理论体系的完善。本文对从刑法学角度对被害人问题进行了探讨。     

珞珈四季念师祖 纪念马克昌教授逝世一周年

一曾有一位武大校友这样描绘武大校园之美:"每年一至二月校园各处的白玉兰满树银装。三月樱花大道洁白如雪;坡地上、挡土墙边伏地状生长的迎春,连翘开出串串黄花,拉开了春天的序幕。四月至五月间,运动场旁,湖边道上,桃花盛开;中心花园蔷薇科、木兰科植物群芳争艳,给校园的春天带来生机。六月至九月,高大的乔     

自我同一性与青少年人格发展

青少年期是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时期.自我同一性呈现四种发展状态,不同状态下的人格特区不同.自我同一性对青少年人格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一性的混乱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甚至诱发青少年自杀行为的产生.     

论人格物在民法中的限缩与延伸

人格物作为兼具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物,体现了一般性人格利益在物上的延伸。载体物的毁损灭失会造成人格利益不可回复的后果,权利主体可依据物的损失要求人格利益的损害赔偿。同时,法律也必须对人格物的种类及其处分予以严格的限缩,以防范权利范围过大而导致权利的滥用。立法将人格物上升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物权种类加以保护是大势所趋。为此,对人格物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司考刑法卷的最新特点及改进刑法学教学的对策

近年来司考刑法卷的最新特点及趋势有:一是在知识的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法律思维的考察;二是在理论的体系风格上更加倾向于超越传统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日益向当代主流的刑法学理论体系靠拢;三是在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日益超出了传统教材的知识范围。司考背景下改进刑法学教学的对策:一是教育部门或单位在观念上要认识到法律思维在法学教育中的核心价值和重要地位;二是刑法学教师在自身专业素养上要进一步拓展知识摄取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刑法学教师在教学中要密切关注并结合司法实践以及司法改革的现实状况和最新动向。     

法律人格:自律式司法权规约体系之逻辑前提

从法律实现的角度来说,他律式司法权规约方式理论上只能在静态意义上进行各种针对司法权的制衡、控制行为,很少能直接进入司法权运行主体的技艺理性运作领域。而直面司法权运行综合过程的自律式司法权规约体系,通常会对司法权运行主体的各种具体司法行为产生直接的规约力。就此而言,自律式司法权规约体系在法律实现方面更具有根本性。作为尊重司法权运行主体自主性基础上的综合体系,自律式司法权规约体系的逻辑前提在于尊重司法权运行主体之独立法律人格。要型塑司法权运行主体之独立法律人格,客观上要求有良善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及公正的司法权运行程序予以保障。     

试论刑法学的范畴体系

刑法学的基本范畴作为联结刑法学各种具体内容的网上之结,在刑法学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欲以范畴之概念和意义为起点,介绍并评价刑法学基本范畴之理论学说,进而勾勒出主要由刑法论、犯罪论和刑事责任论三大体系构成,基本范畴具体包括刑法、犯罪、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刑事责任、刑事处罚、定罪和量刑八个具体的基本范畴。     

刑法学研究的悠闲之道——评我国台湾刑法学者林东茂教授的《刑法综览》

刑法学是一门研究恶的学问,时刻带着一副严峻、冷酷、不容亲近的面孔,神秘、精致、深不可测的内涵,难道就总是与轻松悠闲无缘,与温情幽默对立?跨入深奥的刑法学大厦,是否也有悠闲之门可借经过?我国台湾刑法学者林东茂先生在其著作——《刑法综览》的序言中指出,此书就是"让读者悠闲地通往更精奥博大的刑法之林",并希望"读者不必用沉重的心情看这书,读书地点亦可不拘,咖啡厅、草地上、卧榻之旁,行旅之中,皆无不可"。①就此,林先生似乎为莘莘学子指明了探寻刑法奥妙的一条路径。     

中主抑或圣人——以人格与位格为中心维度的韩非君主理论

权力的构成及运作方式是政法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以君主统治样态存在的政制关系中,作为权力系统的承载者与运作者的君主,是不同政法维度的关系的连接者.本文以韩非的君主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为切入点,围绕君主得以集权独断的理论基础,分析韩非以君主独治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中各种规范的具体应对,从君臣之维、君民之维、君国之维、君法之维及君主的人格与位格之维等不同角度揭示其君主理论的内在对应；法要求君主的公正开明与术要求君主的诡谲莫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两者对于君主的形象是互相排斥的,两者的统一只能在于圣人一身,即以反制度的术达成制度化的法,而因君主不受法的约束且高居于法之上,在法与术的运用中,君主不能保证法的公开性与明确性不受术的破坏,法的规则之治屈从于君主的权力权威.经由法术势的结合达到的君主独治状态,基于势而形成的中主之治与运用法术所要求的圣人之治的偏差,不但在君法维度,而且在君主的人格与位格维度上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冲突.此种冲突使其理论未能在实践中达到其预设的“明主之国”的明主之治,“至治之国”与“至安之世”无从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君国层面上的政权存续问题,韩非在应对封建之天下与大一统之专制这两个面相的国家时所产生的内在冲突,更彰显了其理论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