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介入讨薪 前景是否光明——公证：解决欠薪的有效方式

近几年，一到年终岁尾，农民工讨薪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尽管有关部门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然存在。2005年初，浙江省嘉兴市公证处主任、嘉兴市政协委员朱樾在嘉兴“两会”上提出了“让公证介入讨薪”的提案，之后，浙江省公证员协会也发出文件．号召各公证处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公证法律服务。这一提案和做法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浙江省有关部门就此问题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本期摘选了与会人员的几种观点和看法，并将社会其他人士对朱樾委员这一提案的评判集中予以刊登．目的在于为有关部门提供一种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思路。     

美国法上的公司僵局处理制度及其启示

公司僵局处理是美国公司法上的一项常见制度。从《美国标准公司法》以及有代表性的州法之规定来看,按照形成公司僵局的公司机关,公司僵局可以分为两类:董事会僵局和股东会僵局。从表面上看,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来自股东或董事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来自公司的制度安排和闭锁公司的组织形式。为了打破公司僵局,美国公司法中发展出以期待利益落空理论为基础、以法院司法介入为手段的多种解决公司僵局问题的方案。我国应该建立一种以强制股权置换和强制解散公司为主要方式的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     

《合同法》中委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兼论对《合同法》第403条的修改

文章以完善我国未披露第三人代理中的委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为写作目的,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指出委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的理论依据。据此分析了《合同法》中委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     

论分裂国家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立足于刑法规定 ,紧密结合司法实践 ,对分裂国家罪的构成特征、罪间界限及其罪数形态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侦查机关拒绝律师介入侦查活动的思考

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刑诉法实施一年多来,侦查机关对律师介入普遍存在抵触情绪。其原因主要是对律师的误解,认为律师介入增加侦破难度、害怕犯罪嫌疑人拒供、翻供、串供、毁证等。对此,文章提出从立法、沟通、提高认识、取消违法规定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以期保证刑诉法的正确实施。     

论宪法变迁的立论基础及其界限

宪法变迁是一个不同于宪法修改的独立的理论范畴.经济基础论、政治动因论、思想根源论是宪法变迁作为独立的理论范畴得以成立的立论基础.只有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的宪法变迁才是正当的,宪法变迁必须遵循宪法原则、宪法规范的基本含义及社会现实的合理要求这三重界限.     

社会化媒体用户介入度研究——以“ADS广告咖”微信公众号为例

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随着用户的主动性增强,用户介入度的研究相比以往更为复杂。"介入"概念的界定、选择性注意和创新——扩散理论的深入阐释,为"受教育程度""时间间隔""共享经验"三个变量的提出提供基础,并以此建立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介入度模型;通过"ADS广告咖"微信公众号的数据分析,从传播学、消费行为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跨学科视角,发现用户介入的多种影响因素,深入剖析用户在社会化媒体中的行为现象及其规律。     

刑法修正需要国际法视野

刑法的修正需要考虑变动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在变动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中,国际关系的变化当然也需要考虑。刑法的修正需要国际法视野,国际法视角之于刑法修正的重要性,在于其既会影响我国外交战略转型所需的国内法制的配合,又会影响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有效保护,还会影响我国在参与国际法治建设方面的正面形象。我国当前刑法,无论从所确立的管辖权体系而言,还是从刑法目的和犯罪定义的角度而言,抑或是从分则具体罪名的角度来看,国际法视野都不同程度地缺失,因此需要适当修正。     

从中西学关系看费孝通“扩展学科界限”思想

处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构成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早年费孝通借鉴西学之人类学的功能方法,践行学术"救中国"之路;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以来,费孝通基本还是秉持源自西学传统的社区研究方法,实现"志在富民"的学术旨趣。将西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种工具取向,其内在的精神层面则往往被忽视,如学术的"求真"意志。如此,西学在中国背景下蜕化为"学以致用"的功用器具。在从事社会学的早期阶段,传统"中学"之内容又常被费孝通所轻视,他急于走出一条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从实求知"路径。晚年费孝通对社会学学科之问题,做了纲领性的反思。他从"心"的研究入手,意在突破社会学的实证传统,并在坚守社会学学科规训的基础上做古今中西融合、开放社会科学的努力,或可为突破社会学困境提供一条路径。     

菲律宾领土“条约界限”在中菲南海领土争端上的地位和证明价值

1898-1930年间,美国通过与西班牙签署《巴黎条约》和《华盛顿条约》,与英国签署《美英条约》,明确界定了美治菲律宾的领土界限,我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不位于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才提出在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依据和证据,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部分岛礁,并直到1997年才对黄岩岛提出领土要求.根据国际判例和条约解释的国际法,综观中菲双方主张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三项条约及其所确立的菲律宾领土界限在判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上不具有直接创设条约权源的作用,但它们在证明美国和菲律宾在1898年及嗣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对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延岛群”提出领土要求、未针对我国明确的主权宣示行为提出对抗性主权主张等关键事实上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