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共犯归责模式新构——以改良纯粹惹起说为视角

网络犯罪参与行为的异动变形使得传统共犯归责模式面临违法相对凸显、犯意联络弱化、罪刑匹配失衡等归责困局。共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与我国共犯立法体例存在本土疏离,并非化解困局的妥适之途。应以违法相对为分析导向,回归纯粹惹起说立场之上进行构成要件从属的规范再塑形成改良的纯粹惹起说。以之为基构建内含最小从属性理论、客观行为共同说的一体两翼的新型网络共犯归责模式,实现归责框架的内洽贯通与归责障碍的体系消解。     

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的劳动关系认定——以网约车为切入点

互联网出行平台的发展引发驾驶员与互联网出行平台多种多样的劳动关系纠纷。然而我国所应用的三要件理论过于僵化,司法实践对于二者法律关系认定亦大不相同。本文由四份不同的判决引出争议点,对此争议点进行概括性评价,进一步从互联网出行平台经营模式类型入手,结合从属性理论界定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劳动关系。其后,引出网约车之本质——共享经济,指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共享经济下新型用工模式保护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建议。     

论区域合作视角下的ECFA

ECFA是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构建的在主权中国范围内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安排。一方面ECFA符合两岸宪制，具有非国际性、协商性和非均衡性特点；另一方面，虽然ECFA的内容设计必须遵守WTO规则，但WTO规则的调整作用具有从属性，即它必须受到中国主权的限制，并通过两岸现有法律体系产生作用。只有如此，ECFA中惠及两岸的更为优惠的措施才不会被普遍最惠国待遇稀释。     

“劳动关系”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在劳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主体性判断和内容性判断(从属性判断)为两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我国劳动立法虽采取了主体性判定标准,但由于未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这两个关键语词进行立法释义,主体性判断标准操作性较差甚至名存实亡,理论与实践上不得不过度依赖内容性判定标准,即进行单一的从属性判断,这往往导致劳动关系在范围上判定得过宽或过窄。反思传统劳动关系判定标准之得失,探索确立契合当代劳动关系发展形态和趋势的综合性判定标准,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     

共犯从属性理论的贯彻与应用

共犯从属性理论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共犯论的基本原理,探讨狭义共犯的成立(或可罚性)是否从属于正犯的实行,以及从属之正犯应具备何种条件.共犯从属性理论包括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两方面内容,实行从属性说和限制从属性说应予提倡.共犯从属性理论可以贯彻与应用到共犯的成立条件及其他相关的一系列共犯具体问题中,比如共犯未遂的可罚性、加功于符合构成要件但阻却违法之正犯行为的可罚性、加功于无责任能力正犯行为的可罚性、加功于不可罚事后行为的可罚性、加功于无故意正犯行为的可罚性、未遂教唆的可罚性、间接或连锁共犯的可罚性、共犯与身份之情形的认定、共犯发生认识错误的认定,等等.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概观共犯从属性理论的体系地位和实践价值.     

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之批判

赋予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将追究环境犯罪视为依附于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活动的观点极易在实践中助长行政权排斥司法权的风气,容易造成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强势地位,使环境刑事手段存在被架空的巨大危险。环境犯罪与环境违法是有明确界分的,它们在主观、客观和危害程度上都存在着可以区分的差异。保障环境犯罪独立性客观上要求我们严格执行具有定量因素规定的条款,加强"但书"规定的适用,充分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司法者的法律解释能力。     

论我国劳动法上劳动者的概念和范围

在我国的劳动法中,劳动者的定位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劳动争议的实际运用上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通过对劳动法上劳动者的研究,厘定我国劳动法上有关劳动者的概念和范围,有利于完善劳动法的相关制度法规,更好的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的创新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但综观现有研究范式与制度安排,如何进一步推动并落实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权保障,尚无定论。究其缘由,新就业形态中劳动关系认定难俨然成为共识。实际上,新就业形态中劳动关系的认定不是独立问题,也是以往“认定难”的延续和放大,还涉及劳动关系含义、意义和边界的反思,需要置身于新时代我国劳动就业新发展与劳动关系新治理等背景下全面考察。如何破局,需要创新、共识与再共识,整体方略是：从劳动法特殊的价值理念与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的治理需求出发,明确价值指向,奠定认定逻辑。具体措施为：一是要承认劳动关系认定的独立性,二是要完善从属性的认定标准,三是要正确处理当事人合意与客观履行事实之间的关系,四是要构建多层次的权利义务体系。     

论时间的经过对抵押权行使的影响——基于民法典实施之后的裁判分歧的展开和分析

抵押权属于物权,本身并无诉讼时效期间或者除斥期间的适用,但抵押权从属于主债权,时间的经过对于主债权的影响必然及于抵押权。主债权因罹于时效而效力减损,抵押权随之效力减损,抵押人自可援引主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时效抗辩权,拒绝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的权利主张。此时,抵押权并不消灭,抵押人既可自愿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也可与抵押权人达成实现抵押权的协议,抵押人并不得事后反悔。不过,抵押登记的持续存在,导致抵押权的权利外观与实际的权利现状不一致,滞碍了抵押财产的转让、出租和再融资。为固化抵押人援引时效抗辩权的效果,赋予抵押人注销登记请求权,既有利于维护交易相对人对登记外观的合理信赖,又有利于实现《民法典》第419条的规范目的。《民法典》第419条还可类推适用于其他担保物权,使得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一同受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影响。     

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制度基础研究——兼论我国登记制度构建

不动产物权登记公信力主要取决于物权公示制度、登记审查制度以及物权行为制度.登记成立主义与实质审查协力为登记公信力提供了制度基础.采取形式审查主义的德国,其登记具有公信力,在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进行效力绝缘.德国法的流通抵押,抵押权公信力的完全获得,尚需抵押权抽象性理论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结合.我国登记模式应为登记成立主义+物权行为有因性+实质审查主义+担保物权从属性.如果土地使用权将在大范围流转,应建立权利流转的登记成立主义,如果土地使用权将仅仅在集体范围内(熟人社会之间)流转,那么任何形式的登记都将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