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处罚程序完善研究

当前治安处罚调查程序规定中缺乏“中止调查”“终止调查”“调查结束”等制度,也未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导致在调查和听证的过程中,不仅限制了违法嫌疑人的权利,而且也损害了被侵害人和其他证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基于治安管理处罚实践的迫切需求,建议《治安管理处罚法》增设“中止调查”“终止调查”条款;基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最大限度减少对公民人身自由可能造成的严重侵害,建议《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的范围。     

疫情背景下妨害公务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以暴力、威胁之行为方式为视角切入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妨害公务行为多以妨害公务罪处理,这是“刑法万能主义”的表现。刑法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应当将刑法前置作为边界划分依据,发挥行政处罚的兜底性效果。对妨害公务行为按照“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模式处理,即以法益为导向,对“暴力、威胁”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解释,在社会治理上合理选择处罚方式。如此才能厘清法法界限,既避免刑法效力外溢,又防止刑法沦为行政法的附庸,促进行刑衔接,形成犯罪防控的有效合力。     

疫情防控中应知的法律问题

缓报、瞒报、漏报疫情,应承担什么责任?感染病毒拒绝强制隔离,该如何处理?该怎么处罚制售假冒伪劣口罩和防护服?……让我们了解一下在疫情防控中应知的法律问题。缓报、瞒报、漏报疫情,承担什么责任?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相关工作人员在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职权时,有缓报、瞒报、漏报等严重不负责任行为,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409条的规定,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处罚。     

网络诽谤罪的定罪处罚标准分析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网络普及,信息传播迅速,而网络世界信息真实性缺乏有效监管,出现虚假信息传播的情况,当其上升到人身攻击角度,产生了网络诽谤.网络世界也并不是绝对的言论自由,我国也加大了对网络诽谤罪的定罪关注,以明确其定罪和处罚标准.本文主要基于新的时代环境,立足于法治建设的实际,就该罪的定罪处罚标准进行分析,在分析...     

处罚法定视野下失信惩戒的规范进路

在新《行政处罚法》增设行政处罚定义条款的背景下,大部分失信惩戒措施都可以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处罚法定原则是规范行政处罚的关键技术,现行失信惩戒制度在要件、效果、程序等维度上皆不同程度偏离了处罚法定原则,亟需纠偏。在要件法定层面,应对失信概念进行类型化提炼、拼接失信构成要件的规范分离,并增设主观过错要素;在效果法定层面,失信惩戒的设定应恪守法律保留、建立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匹配规则,并在"一事不再罚"框架内实施惩戒;在程序法定层面,信息归集程序应符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设定的信息处理规则,处罚决定程序须在自动化处理和人工介入之间求得平衡并合理限定追究时效,信用修复程序则应完善修复条件,以及引入"信息修复"制度。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多个方面落实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如不适用死刑、适用轻刑化量刑原则、对犯罪情节轻微者免予刑事处罚、尽量适用缓刑以减少关押、正确合理地适用附加刑等。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之立法缺陷及司法完善 --从一起毒品犯罪案例谈起

持有型犯罪作为一种堵截式立法规定,其法定刑应该轻于任何一个先行犯罪和续接犯罪.现行立法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法定刑的配置不但无法贯彻罪刑相当原则,而且不利于与疑罪从轻原则相协调.在现行刑法框架下,通过重新诠释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以及疑罪从轻原则是弥补这一立法缺陷的有效途径.     

犯罪定义的疑惑与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规定:犯罪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同时又规定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受刑罚处罚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涵义不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和学理上都令人产生疑惑。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中的“应受刑罚惩罚性”以“应负刑事责任性”取代更为确切。另外,在刑法中应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已满十四周岁降为已满十三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