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处罚分类模式的调整

现行行政处罚行为概念不够明晰导致可操作性较差,处罚种类不全面导致制裁易出现疏漏,处罚强度不当导致预防效果差.对此,应明确具体行政处罚概念的具体要素,防止其被泛化使用;适当扩充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在补强和拓宽行政处罚种类作为其重要目标定位的基础上,实现权责统一;具体分类上应在区分人身罚、财产罚、资格罚、行为罚、名誉罚的基...     

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在国家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明显有别于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共同构成广义的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两法衔接适用机制的组成部分。既有的一些研究主张忽视了监察规范的特殊性。此类特殊性包括认罪认罚行为符合主动性要求、集体研究与上级批准相结合的权力规束、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强拘束力等。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呈扩大之势,但也出现了有待解决的难题。对此,应当从以下方面采取应对策略：第一,形成服务于两法衔接需要的共识性理念,而非简单地将刑事诉讼规则照搬至监察活动领域;第二,设置与监察权力运行相应的认罪认罚构成标准,并凸显“主动性”要素的法律评价地位;第三,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主导责任的同时,专门明确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第四,尊重当前法律规则确定的制度安排,参照既有的发展较规范的公职律师制度,探索符合监察工作实际需要的特定的值班律师制度。     

激情犯的基础理论与立法问题研究

虽然尚未进入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但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激情犯早已不是陌生的话语.以激情犯为由要求对具体案件中的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也屡见不鲜.但是激情犯所实施的都是严重侵害他人生命权或健康权的犯罪,欲将之用作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情节,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通过立法对之进行严格的限定,否则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首先参考国外刑事立法,介绍了激情犯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及处罚原则.此后,从情节适用的确定性与刑罚裁量的统一性两方面论述了对激情犯进行立法必要性,并立足于理论现行立法剖析了立法的可行性.最后,就激情犯的立法模式、认定标准、激情诱因及处罚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盗窃未遂认定与处罚的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盗窃罪一直是我国重要的侵犯财产类犯罪罪名,本文从盗窃未遂的概述入手,讨论了《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特殊盗窃犯罪未遂与普通盗窃未遂的认定差异,及目标为数额较大财物的盗窃未遂行为入罪的法律适用与争议,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盗窃未遂的处罚,旨在完善我国的盗窃犯罪规制法律体系。     

开设赌场行为的罪与非罪

为了严厉打击开设赌场行为,降低该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刑法修正案（十一）》提高了开设赌场罪的法定刑配置,然而,由于《刑法》对该罪名选用了简单罪状模式进行定义,导致了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关于开设赌场行为具体界定的问题。本文从开设赌场罪的概述入手,研究了该罪的犯罪构成,进而讨论了开设赌场行为的罪与非罪情形,并将开设赌场罪同赌博罪（聚众）做出了详细的比较,旨在完善开设赌场罪刑法规制体系,维护社会的善良风俗。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的初步成效与问题——对四川省部分地区的调研

《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06年3月1日实施以来,在违法行为整治、警察权力规范等方面初步显示出其法制效力。但与此同时,也显现出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治安处罚、民警执法、传唤未成年人证人和通知家属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有待《公安管理处罚法》的完善。     

初探《治安管理处罚法》之人权保障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具体表现在法律内容上:对被侵害人和被处罚人的人权保障和对警察权的监督与制约,对被处罚人缩小治安拘留处罚自由裁量的幅度,严格限制询问查证时间,区别对待特殊违法群体,自主选择司法救济途径等。     

杨树青等非法经营案--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

本文通过选取北京市法院系统审理的典型案例,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案例,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四)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含义,及如何掌握非法经营罪中"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进行了探讨.     

治安管理处罚中被处罚人主观方面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际处罚中应用广泛,但该法没有明确对治安处罚主观方面的要求,这导致公安民警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有一定误区。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对既无故意也无过失的行为不得处罚;执法实践应通过补强证据、经验法则、推定、复核嫌疑人陈述和申辩等方法来认定违法行为人主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