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背景下如何对小学生实施惩罚教育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和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让小学的教育上了一个新台阶,学生的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学生的学习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教学中没有主科和副科之分,学生可以读他们爱读的书,参加他们喜欢的活动,这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然而,对于那些调皮捣蛋,不爱学习或学习不主动不积极,自控力差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个教学的难题,这些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于是上课时经常做些与课程无关的事,这样就会时常犯一些大大小小的错误,这时教师难免要对其进行惩罚,但教师法规定教师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那么该怎么办呢?现就如何对犯错学生进行惩罚谈谈我的想法,若有不当之处,望指正。     

德日犯罪论体系中的可罚性理论

可罚性不应被还原为其他犯罪成立要件的要素,应成为犯罪成立的独立要件;可罚性的内涵除包含客观处罚条件与客观不处罚条件外,还应包舍预防必要性因素;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具有平衡罪刑关系和作为与刑事政菜沟通节点的功能.     

着手理论的消解与可罚行为起点的重构

把一个固定的着手“点”预定为可罚行为起点,违反了刑法作为经验科学的规律,这是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主义思维,在今天应当被清算;而中国的着手理论更非可罚行为起点;因此,再建可罚行为起点理论是刑法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可罚行为起点应当从罪过的明确性、主体推动犯罪进行的不停顿性、行为的危险性和形式上的非法性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具体判断。     

论单位过失犯罪

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中 ,单位犯罪行为激增 ,其中也包括单位过失犯罪行为 ,这决定了单位过失犯罪的客观可能性和刑法价值性。单位意志深层次的因素是违法性意识 ,违法性意识说应作为肯定论的理论基础。以单位过失犯罪的主体特征、主观特征、行为特征来界定单位过失犯罪范围 ,一定范围内的单位过失行为应予犯罪化。单位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由单罚制过渡到双罚制更为合理     

试论自首制度在单位犯罪中的适用

传统的自首制度仅运用于自然人犯罪 ,随着我国单位犯罪制度的确立 ,自首制度适用于单位犯罪也有了现实的迫切性。鉴于我国目前单位犯罪发案率较高的情况 ,建立单位自首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律师法》第45条的法律思考

对律师泄露国家机密、行贿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45条、司法部1997年1月颁布的《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但无论是《律师法》还是《处罚办法》,有关规定都过于原则,实践中较难操作,语义前后矛盾,另外在处罚尺度的设定上也存在一定问题。本文拟从立法原则、立法技巧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双罚合理性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虽然侵害了部分股东的利益 ,但不表明该罪的单罚是合理的。本罪的主体为应当公告财会报告的公司 ,基于对社会公众利益与经济秩序的维护 ,处罚公司是合理与必要的。现代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结构中 ,公司的经营活动缺少所有者的有效关注 ,对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没有有效的内部监督。本罪的双罚既能遏制公司的再犯、促使公司加强内部监督 ,又可防止公司成为单位自然人的犯罪工具     

与管制相关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问题探讨

与管制相关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相对于其它场合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有其特殊性。对管制 与独立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数个管制均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时的并罚、管制附加的剥夺 政治权利与独立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管制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与其它有期自由刑附加 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等几种不同情况的并罚分别作了具体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并罚办法。     

没有刑法就没有犯罪（nulla poena sine lege）

(一) 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一个行为只有当它的可罚性在行为实施之前就已经为法律所规定时才能被惩罚。根据李斯特的名言,“国民反对国家的绝对权力,反对多数的恣意性权力的堡垒”即位于此,而依据该基本原则,刑法典设置了刑事政策上不可逾越的屏障,并且构建了犯罪人的准大宪章(magna charta)。正如Maurach所言,这象征着在经历了暂时的黑暗以后在当代又重现光明。对于     

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困惑与完善思考

专门矫治教育的概念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首次提出，并与最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意在对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教育。检视当前我国专门矫治教育的制度设计，不难发现其存在决定程序简单粗陋、相关组织和配套制度的法律规定不明等诸多问题。为此，可通过引入准司法化的裁定程序、明确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职责分工与地位职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引领效应和主导作用、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等方式，推进当前矫治教育制度的发展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