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化与罪刑法定原则一对天然的悖论

齐玉苓一案引发了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司法化的大讨论 ,按照普遍的共识 ,宪法司法化昭示着宪法的司法适用 ,是指具体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时直接援引宪法进行断案。这一概念如果是民法和行政法出现缺位时是可以适用的 ,但如果刑法对某一行为没有相关罪名 ,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 ,致使宪法不能适用到刑法领域。     

小议《论语》中“得”字的用法

《论语》中的“得”出现了很多次,通过分析其用法可以看出,“得”字语法化现象在《论语》中已有所征兆,并初具基础。     

苏轼“以议论为诗”论

苏轼“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实践不但遵循艺术创作思维规律 ,还符合艺术创作的本质 ,开拓了宋诗新体制。苏轼的创作实践检验了“以议论为诗”价值的深远性。尽管成就中有缺陷 ,但掩不住它的整体光辉。苏轼站在盛唐诗的顶端 ,发展了宋诗新体制 ,对后世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公法和私法的关系看公司法的性质和地位

把法律划分成公法和私法是传统法律的划分方法。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综合和系统发展 ,随着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 ,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趋势。公司法就是典型的公法化的私法 ,因此不能明确地把公司法归入公法或私法 ,应根据法对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归入多个法律部门。     

当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尺度

总体而论，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方面，是关于公共权力的合理化和人道化制度安排。在当代，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要想被人公认为是文明的政治生活方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或符合以下标准：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开端是五四运动,此后曾经历了三次高潮。在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中遇到了两大特殊问题——受教育者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解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统一的,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青年社会化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青年社会化是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应从强化青年社会化的四个意识、做好新时期青年社会化的四个结合、促进青年社会化的四个提高等方面来实现青年社会化工作的创新和发展。     

市场结构优化与苏南产业结构升级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苏南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课题。同世界产业市场寡头化发展趋势相比,苏南产业市场表现为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这一市场结构严重影响了苏南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和知识经济成分的培育。因此,推进苏南地区市场结构寡头化,是加快苏南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路径。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变革

大数据信息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变革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教育对象学习需求的精准识别、教育效果的精准评估及教育资源的精准推送都为教育的精准化变革提供助力。但高校思政课教师缺乏大数据治理理念、高校缺乏相关的数据平台建设、精准化教育评价受数据壁垒的阻碍及数据信息安全风险的存在,严重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变革的实现。因此,高校应重视教师数据治理理念的培育,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建设完善的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和安全保障机制,为应用大数据技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变革的实现奠定基础。     

网络犯罪形态的碎片化与刑事治理的体系化

罪刑规范的基本架构以实行行为为重心,符合传统犯罪的规制需要,但在网络犯罪方面则应对不足。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犯罪纵向精细切割,横向分工细化,交错而成利益链条,形成复杂的网络犯罪生态。这导致实行行为的中心地位不复存在,犯罪的单一性和完整性被打破,传统的罪刑规范适用于网络犯罪呈现出碎片化局面。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网络犯罪规则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应对网络犯罪刑法适用碎片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秉持“分而治之”的对策,在多个维度采取措施,但成效尚不明显,应对思路还有不足。立足未来,应当对网络犯罪坚持生态治理的刑事对策,完善网络刑法体系,做到罪名完备、实体与程序融合、法律与技术融通,以整合性应对碎片化实现网络犯罪刑事治理的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