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俺说说“上上医”

正说"上上医",得先从"上医"说起。据《黄帝内经》载,魏文帝曾这样问扁鹊":你们哥儿仨都行医,谁的医术最高?"扁鹊立马儿就答了":要说医术高,还是我大哥呀!他预防工作做得好,能让人不生病,也就是‘治未病’‘。上医’非他莫属。可是,就因为是‘未病’,没有常规的治病过程,大哥反而默默无闻了。我二哥是‘中医’,他能‘治欲病’,即得病的初始阶段。在乡里,也算有点儿小     

关于制定《城市管理法》的建议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2015年12月,中央专门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对依法治市提出明确要求。同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完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作出具体     

消费经济的俭与奢

我国古代圣贤历来"崇俭黜奢"。节俭或奢侈是否促进了社会发展,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在近代经济学界从来没有停息过,这些分歧或对立使得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及其社会发展有了与时俱进的新理解、新观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重申并力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但是对传统美德的弘扬,更是对发展道路的深刻认识。     

试论施政程序正当性与依法治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依法治国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法治政府的历史背景下,对施政程序的正当性进行审视,仍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就施政程序正当性的独立价值与构建等方面,一谈浅见。     

发挥政协职能推进法治建设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2011年10月召开的全市依法治市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让一流的法治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新时期更为显著的城市特质，成为深圳最具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环境，成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坚强保障。”深圳市委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市民群众寄望深圳能够学习借鉴香港、新加坡的法治经验，把深圳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际化法治城市，从而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论《周易》的犯罪学说

《周易》是"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经典,在哲学、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也可以称为集精蕴萃之宝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总纲,于治国理乱、处罪论刑,也为历代治平之要。因此,对《周易》中关于"罪"的相关理念与观点进行分析与研究,梳理出《周易》有关犯罪问题的逻辑脉络与学说体系至关重要。《周易》以"德道"来说明处在不同位上的人应如何"守分"才能"大有",核心则是对人欲的认识;以"中道"强调"度"的把握,即对"人欲"的"损"、"益"得当,便不会获罪;以"正道"讨论执法者心正才能不偏私、不废公。《周易》自阐发人欲而始,阐述恶与罪之辩证,主张协调利欲以化除恶与罪,以教化与刑罚交互为用,终成治世之功。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合作共治：政社关系的新策略

将“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作为一种创新型策略提出来，既是为了适应制度环境变化、权力结构调整和组织使命趋同的现实需要，也是为了破除绝对权威崇拜、自身能力不足、警戒防范态度和法制保障滞后等制约因素的困扰。鉴于“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并非自然生成，则需要从“合作共治”的前提——意识的培养、基础——互信的构建、核心——权责的明确、保障——法制的完善等四个维度对其实现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依宪治国 依章治党 依纪治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的重要论述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深入贯彻有关精神,把法治理念落实到治国、治党、治吏上,就是要依宪治国、依章治党、依纪治吏。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按照党的章程指导党的工作、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以党纪为准绳约束干部、管好干部,把从严要求贯穿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