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企业法人目的范围外行为性质的认识

对企业法人目的范围外行为的性质问题，历来有多种不同的学说。本文首先论及企业法人目的范围外行为的效力，接着阐释对企业法人目的范围限制的必要性，最后论述企业法人目的范围外行为的性质，并从法理及现实所需的角度指出代表权限制说的合理性所在。     

工会法定"代言人"地位的缺失与重构

中国工会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取得了职工权益的"代言人"资格,但其功能的发挥长期以来却被政治性、行政性因素所抑制,故亟待从法律上予以澄清,并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工会性质,从工会职能、经费、领导体制、组织方式和责任能力建设等多方面入手,进行深层次改革,还原其独立社团属性.     

经理作为公司代表人的困境与解决路径——经理人中心主义的基础与制度保障

公司代表人是唯一有权代表公司行使对外代表权的机关,公司哪一机关能够作为公司代表人,在公司立法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国《公司法》第十三条将经理规定为公司代表人的备选人范围之一,是公司立法上的一大突破。这一突破不仅打破了我国传统的董事长法定单一代表制,也是对传统公司法的董事会代表权制度的一个挑战,从而陷入了经理作为公司代表人享有的公司代表权与经理本身的经理权水火不容的困境。     

缺位·错位·复位——工会代表权重构进路探究

履行代表权是工会的首要职责,然而,由于工会身份的多重性,职能的严重行政化,工会体制的局限,立法的软肋等掣肘了工会代表权的行使,导致其缺位与错位.重构工会代表权的复位进路,必须跳出工会国家化的藩篱,国家本位的工会代表权须转变为社会本位的工会代表权,践行工会社会化.为此,须明确工会身份;淡化工会行政化倾向;突破工会旧体制;完善立法,创建良好的法制环境;推进工会多层次国际合作,扩展国际视野.     

"双重代表权"问题始末

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从1949年提出到1971年最终解决,历时22年之久.尼克松政府和台湾为保住联大及安理会席位作最后的挣扎.美国推出了在确保台湾席位的同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即带有"两个中国"意味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并就此展开了外交斡旋.事实证明,无论台湾怎样挣扎,终是难逃被驱逐的命运.     

日、韩公司代表董事制度立法比较及其借鉴

日本和韩国商法规定了代表董事制度.代表董事是代表公司并持有业务执行权限的董事,是股份公司的必要的常设机关.代表董事通常由数名董事组成,对外具有代表公司的法律地位,这对于提高交易效率,保障交易安全有积极意义.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规模的扩大,董事长代表制已不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我国将来修改公司法时可借鉴代表董事制度,从而弥补公司代表一元制的不足.     

深度解读今年两会“意外”事件

2009年的政治盛宴——全国及地方两会已经落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除了保增长、保稳定、教育、医改等意料之中的宏大叙事,此次两会前后也曝出了不少"意外"事件,它们或因打破"政治惯例"而成两会"亮点",或因遭遇现实阻力而留下遗憾。作者特选取一些典型"意外"事件为鲜活样本,观察两会政治的现实生态,并思考民主政治未来的改善空间。     

回忆初任人大代表时的那份青涩

1993,在我28岁的那一年,我当选为金山县人大代表。这届代表在金山人大工作历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既是金山县历史上最后一届(第十一届)县代表,又是金山区历史上首届区代表。当时的我,是个学校、家庭两点一线的普通英语教师,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三尺讲台上"。或许是在初中英语教学一线的那股执着和认真劲引起了组织的关注,也得到了选民的肯定,让我这个从来不问政治的人成为了一名人大代表,     

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的恢复

从1949年中国代表权产生开始，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历程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等待尘埃落定”阶段、“暂缓讨论”阶段、“重要问题”阶段及“双重代表权”阶段。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主要的阻力来自于美国，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最终在1971年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