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仲裁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于2月28日发布新闻通稿,宣布了此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一案的仲裁结果:禁赛8年,即日生效。此事引起了网络热议的同时,人们也不禁对有着体育界最高法院之称的CAS充满了好奇:CAS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权力?对于仲裁结果,运动员只能全盘接受吗?是否还有上诉或权利救济的途径?很多专家表示并呼吁,虽然我国早已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但我们的体育仲裁制度和机构仍然处在探索和筹建之中.     

“黑老大”垄断殡葬业敛财始末

最近,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一份判决书,再次刷新了网友的认知。2020年12月1日公布的这份判决书里,法院认定,2006年以来,田久林通过控制营口市市区及周边部分农村地区的殡葬服务行业,肆意提高殡葬用品销售价格,十年间41取利润过亿元,一个骨灰盒最高加价105倍,逃稅趨过8500万元,逃稅率接近100%.法院最终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逃稅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判处田久林有期彼刑20年,该涉黑组织案其余1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有期彼刑6年至缓刑不等。     

香港与内地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的借鉴和融合

通过对香港和内地在仲裁裁决司法审查范围、标准和技术方面的综合分析,本文认为两地在司法制度、法治发展和仲裁理念上的较大差异导致了两地在对待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上之截然不同。重要的是,香港法院对仲裁的支持态度及其具体审查操作的先进经验,可为内地在这一领域的改革提供重要指引。《香港与内地关于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实施近十年来,已逐渐出现两地仲裁界和司法界在审查制度面向上的趋同。惠于"一国两制"和"更密切经贸关系"的大背景,相信两地间商事仲裁的融合会更加蓬勃发展,为中国跨境商事活动提供更好的争端解决服务。     

修法背景下我国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

现有的国际和国内体育争端解决体系基本都体现为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各国协会、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际体育仲裁院或国内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内法院为主体的三层递进式架构。在我国,由于独立体育仲裁机制长期缺位,导致对内体育争端解决的专业性和法律效力不足,加之对外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衔接不畅,难以公平、高效地解决体育争端,甚至造成了国内争端的国际化。《体育法》的修订为完善体育仲裁机制提供了契机,其中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应以体育自治为基础,建设完善的体育仲裁机制,通过设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进一步整合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仲裁机制,保障仲裁裁决一裁终局的效力,明晰仲裁范围,与国际体育争端解决机制形成平行且竞争的协同关系。     

非ICSID投资条约仲裁司法审查的困境及其应对——以法院对投资条约的解释与适用为视角

“世能案”等案例显示,非ICSID投资条约仲裁的司法审查面临质疑和争论,出现了一定的困境。从相关国内法院对案涉投资条约的解释与适用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司法审查法院解释与适用投资条约的主体资格正当性不足,对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的公正性存疑,对条约法相关原则有所悖离。可见,一方面,因为完全套用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非ICSID投资条约仲裁司法审查法院对于相关国际投资条约的解释和适用面临制度上的困境;另一方面,有关国家法院的商事化立场又加剧了这种制度在实践中的困境。对非ICSID投资条约仲裁的改革,不应忽视其司法审查中的条约解释与适用问题。我国作为投资条约缔约国的具体应对建议包括改进投资条约关于非ICSID仲裁的仲裁地选定程序的规定,在投资条约中规定缔约国对条约的联合解释应约束仲裁的司法审查机关,推动建立全球性的国际投资条约仲裁裁决审查机制或上诉机制等。     

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争端案管辖权问题的思考

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争端案已完成仲裁法庭的组成并确定了程序规则,仲裁程序进入对管辖权的判定阶段。仲裁法庭确定本案管辖权分为三个阶段,目前处在初步确定阶段。影响本案管辖权的因素主要有：保留声明、仲裁的可受理性、诉前义务的履行、仲裁法庭的组成、初步反对权利的行使等问题。这些因素对本案管辖权的确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争端案的主体适格性问题

菲律宾单方就南海争议提起仲裁不具有主体适格性。除开其诉求属于中国声明保留范围之内,菲律宾单方提起的仲裁程序未满足仲裁前置性条件;涉及岛礁主权归属争端;其诉请裁决“九段线”无效不仅有违时际法,更重要的是与其自身并不存在利害关系。     

国际商事仲裁中实体法律适用的特点及晚近发展

本文比较国际商事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实体法律适用,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法律适用的特点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律适用晚近发展的研究,进一步归纳出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中的若干发展趋势。     

农户兼业化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分析框架及政策含义

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框架,将农户看作两个人的生产系统,讨论了家庭内部分工与专业化对农村土地流转、土地调整两个重要制度变量的影响,研究了农户兼业化对土地制度选择的意愿及其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政策意义.Probit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农民家庭内部分工降低了土地流转意愿;在家庭人地比的一定范围内农户响应人地比例的变动而选择土地流转的意愿比土地调整要更为强烈.研究的结论是,男性和女性人力资本在非农就业的差异,以及兼业农户没有降低农业产出的效率特征,决定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分工使兼业农户不会轻易放弃土地承包权;分工经济使农民对现有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利用程度的重要性超过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潜在利润,农户的反应倾向于选择土地流转应对稀缺的土地要素禀赋对土地调整的压力;农户的制度选择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内部分工预期收益所左右,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