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三大效应”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

近年来,浙江省东阳市主动适应矛盾纠纷发展新常态,通过重组资源架构、壮大调解队伍、疏通矛盾堵点等方式,探索构建多部门协同办、多行业特色办、多机制融合办的矛盾纠纷多元调处新格局,取得较好成效。2020年,全市各乡镇调解组织共成功调处纠纷2746起,化解率达99.49%,各调解组织调解成功后申请司法确认853件.     

《IBA国际仲裁取证规则》介绍

三十多年前,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起ICC国际仲裁案件发生在1986-1987年期间,涉及此前签署的一起外贸合同:某中东企业与中国南方的一家外贸企业在1985年签署了一份数量巨大、单品价格低廉的轻工产品的供货合同,但由于订单巨大,导致来不及生产加工,使得该中国的外贸企业没有能在合同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交货而违约。该中东企业随...     

对无默契仲裁管辖权正当性的反思——以中国参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实践为视角

中国现已转型成为资本输出与输入并重的双重大国,中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参与国际仲裁的案件量渐增。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属于典型的无默契仲裁,争端当事方的仲裁合意通常体现于国际投资协定中。在梳理中国参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实例的基础上,研究无默契仲裁当事双方合意的形式、特征,反思其正当性危机,并对优化现有的争端解决方法提供建言。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可知,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背景下,中国仲裁机构应适时将投资争端纳入受案范围,其有效运作需要立法、司法、行政的各界配合。     

未竟的争鸣: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在晚近三十年的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被仲裁地撤销的仲裁裁决在他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案例屡次出现。以Hilmarton案、Putrabali案等为代表,法国法院的实践最具代表性。这种司法态度持续地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承认与执行被撤销的裁决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存在?对此,从裁决撤销制度的意义以及《纽约公约》相关条款的解读出发,可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结合《纽约公约》的立法宗旨以及当代国际仲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这一问题,宜采取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回答应为肯定,操作则当谨慎。目前中国法院尚未面临相关类似案件。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即已表明,被执行人证明裁决存在已被仲裁地撤销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及执行。中国未来有必要明确:仲裁地法院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所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撤销的仲裁裁决,中国法院才应当拒绝承认及执行,否则,中国法院将保留承认与执行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     

带薪年休假不能打折扣

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各地政府议事日程。此消息一出,再一次将带薪休假的话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带薪休假制度的实施已有20个年头,现实中,囿于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以及劳动者自身认识问题,“带薪年假”往往会打折扣,成为一个“看上去很美”却令人叹息的制度。为指导广大劳动者依法维护自己的休假权利,纠正用人单位的一些错误认识,特选取几则较典型的案例予以评析。     

信息之窗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解工作研讨会召开2021年12月,由河北省司法厅主办、北京市司法局和天津市司法局协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调解工作研讨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研讨会围绕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加强京津冀三地调解工作协同发展,提升区域调解能力水平进行了研讨交流。     

美国的医疗纠纷仲裁制度

美国的医疗纠纷仲裁制度是为应对美国医疗行业危机而产生的。由于仲裁本身具有专 业性强、成本低、效率高、对抗性弱、保密性强的优势，医疗纠纷仲裁迅速得到联邦及各州的认可，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成为美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医疗纠 纷仲裁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仲裁条款与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合同相结合，仲裁庭组成及仲裁员 选任规则设立中立第三方协助制度，仲裁程序注重突出仲裁高效、快速的优势。但是，部分州为鼓励医 疗纠纷仲裁而规定的强制仲裁和撤销权制度却阻碍了医疗纠纷仲裁的发展。     

开发商一房两卖,重回原点的诉讼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科技路与丈八北路交叉处的森林雨火锅西安总店生意兴隆,前往就餐的顾客络绎不绝然而,消费者不知情的是,火锅店的经营场所——一间200多平方米的房屋,涉及一起持续了7年的一房两卖纠纷案件.目前,这起案件经过一次仲裁、两次诉讼,依然没有定论.     

从菲律宾提起仲裁谈我国如何解决南海争端

近年来,南海问题在不断升温中渐入困境,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呼声越来越高,虽具备一定可行性,但现阶段我国仍有应对风险,菲律宾单方提起仲裁一事更是将我国处境推向了风口浪尖.本文试从该事件切入,着重分析争议之一的岛屿主权问题,论证我方观点并以司法实践为导向,提出我国目前亟待加强国际条约和“实际占领、有效控制”方面的准备工作的些许思路,为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获取更多现时期的优势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