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仲裁的自治性、保密性和协议基础使仲裁相对于案外人封闭,而仲裁裁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的扩张及仲裁裁决的反射效力,会使仲裁案外人的法律利益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在仲裁程序之外为案外人的权利提供救济途径。在学者主张的多种救济制度中,仲裁第三人制度因缺乏正当的法理基础而不具有正当性,案外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不符合纠纷的实体性争议本质,只有案外人撤销仲裁裁决之诉制度符合案外人争议的实质,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也能够为案外人权利提供完整的救济。     

论取得时效制度构建及其意义

取得时效制是指无权占有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和持续占有他人的物达到一定期间从而取得所占有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制度.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等都有关于取得时效的规定.其价值在于保证交易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有利于发挥物尽其用的功能,有利于证据收集和判断以及时解决纠纷,对完善民法制度也有重要意义.随着学界对取得时效制度讨论的逐渐深入和立法机关对相关立法的不断完善,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必将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内容完备的取得时效制度.     

重复仲裁的司法审查方式与适用事由

通过分析我国各级法院作出的重复仲裁司法审查裁定可以发现,在对重复仲裁应否进行司法审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审查和适用何种事由否定裁决效力等方面,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内部均存在严重分歧,亟待形成理论共识与一体规则。首先,对重复仲裁进行司法审查存在法本质、法价值、法监督、法救济层面的必要性。若排除对重复仲裁的司法审查而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势必会导致我国重复仲裁乱象丛生、难以遏制。为此,应当结合事项、主体、例外三大标准对重复仲裁进行实体性司法审查。其次,为避免审查事由的适用产生歧义,可以在“违反程序”法定事由中明确纳入重复仲裁,或单独规定重复仲裁司法审查事由,由此否定重复仲裁裁决的效力。而由于缺乏关联,应排除适用缺少仲裁协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其他事由。     

网上仲裁用于网贷纠纷解决的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金融司法的相关监管规定和网贷平台的准入审查制度日益严格化,网上仲裁逐渐在互联网金融平台推行开来。网上仲裁较好地规避了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在网贷纠纷解决中的缺陷,与网贷纠纷解决的特性高度契合,其主要体现在:网上仲裁的经济性与纠纷当事人的效益需求相契合;网上仲裁的专业性适应纠纷争议内容的复杂性。只要从程序、立法与技术各个层面实现全方位提升,网上仲裁在网贷纠纷中的适用便能恰如其分、刚柔并济、博采众长,成为便捷高效的小额批量化网贷纠纷解决的最好归宿。     

论国际投资仲裁属事管辖权争议——以涉华案例为中心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管辖权主要源于投资条约中的同意,而条约的差异性和不一致解释又导致了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实践表明,属事管辖权争议是投资仲裁管辖权争议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理论上,由于投资和争议解决条款界定的不一致性赋予了仲裁庭灵活解释的空间.实践中,仲裁庭针对相同或类似的属事管辖权条款也会作出不一致的解释和裁决.属事管辖...     

国际投资仲裁引发的若干危机及应对之策述评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国际投资仲裁案件迅速增加,对东道国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构成了严峻挑战,仲裁裁决的不一致性和对社会价值的忽视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为寻求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开始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不同层面对投资法的实体规则和仲裁程序规则进行改革,并开始在一系列投资条约中贯彻实施。尽管人们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利弊褒贬不一且改革能否取得预期结果尚有待观察,但这些改革显示出国际投资领域正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对未来国际投资法的演变进程和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值得立法部门、学术界和跨国投资者高度关注。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利弊分析

现阶段,我国有关于劳动争议纠纷采取的处理模式为：先裁后审,仲裁前置。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以劳动争议的含义、有关于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以及所推行机制存在的弊端为核心,对其进行剖析和思考,提出劳动争议解决的完善措施。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新变化——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依据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劳动法确立的一项重要程序制度,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法律机制之一。但我国过去的劳动争议处理剁度存在不少缺陷,新颁布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则基本立足于我国实际,在一些制度设计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为：立法价值取向更加务实;劳动争议调解主体多元化;争议处理时限缩短,提高了争议处理效率;仲裁组织的建拘趋于合理化;对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进行了重欠完善;确立了部分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终局制;确立了私法对劳动争议仲裁的有限监督等,从而使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产生了新的变化。     

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以广州市的探索与实践为视角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备了更为迫切的发展需要。近年来,广州积极推进商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已初步在组织与制度基础、品牌效应、合作模式等方面占据优势,然而要想真正成就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地位,目前在行业规范、调解运行实效、对标国(区)际程度方面仍存在不足。有鉴于此,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及现实需求,广州应注重将"优势效应"融入到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中,通过强化制度优势、凸显技术优势、扩大联动优势成就其在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