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解释”有效性的逻辑考察

一般认为,不是所有的法条都可以进行反对解释。但是,所有的表示法律效果的法条都有其反面含义,都有与其等价的逆反命题。笔者经过研究认为,如果认为反对解释就是根据文字的正面含义推测其反面含义,那么所有的假言推理式的法条都有其反对解释。但是,只有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构成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的假言命题的法条,才可以采取否定法律要件进而否定法律效果的解释方式。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式的法条只能进行否定法律效果进而否定法律要件的反对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否定法律要件,不能必然否定法律效果。     

刑法超法规司法解释的理性选择

罪刑法定要求法律只能适用于制定之后的行为,由于存在立法者能力的限制与预后困难等情况,导致法律必然具有不完满性,即存在漏洞。如何对待这种不完满性,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司法者通过超法规解释予以补足的方式被一些国家适用。我国是否也可以通过超法规解释的方式弥补法律的漏洞?文章提出,超法规的刑法解释在不妨碍刑法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才具有合理性。由于中国的法院解释法律而不是法官解释法律的解释模式,不充分说理的判决模式,法官素质导致的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国家的法治传统缺失等方面原因,导致中国如果允许法院具有超法规解释法律或者立法的权力,就有导致法运行安全性难于保证之虞,而法的安全应当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价值。因此,中国现阶段承认超法规的刑法解释不具有合理性。     

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     

谁来监督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进行的解释 ,它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审判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检察解释 ,是我国重要的法律渊源。建国以来 ,特别是1981年 6月 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作出后 ,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占绝大多数。这些司法解释的出台 ,为弥补立法的不足和滞后 ,保证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 ,随着司法解释数量的骤增 ,司法解释中的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司法解释立…     

深耕民意筑根基 法治中国再出发

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过去五年常委会工作的报告,这份浓缩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报告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最恰如其分的诠释。这份报告宣布,在立法为民理念下,中国最高立法机关五年来通过了法律草案、法律解释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86件,并出台一批支架性法律,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素养的要求及提升路径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有一支工作队伍作为支撑,这支队伍只有具备了较高的综合素养才能不断提高工作实效,因而明确这支队伍的素养要求、探索素养提升路径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一、工作队伍素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日本选举走向鹰派竞争

大选后的日本,可能将诞生一个战后最"右"的政权。在日本,12月又称为"师走",原意为年末僧侣佛事繁忙,不停奔走,后人们扩大解释,"师走"意味着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日前,野田宣布解散众院重新选举,并于12月16日投票开票。大选,让繁忙的"师走",又添了一项内容。这次大选,是对三年来民主党政治的一次清算,同时也是日本国民...     

法律解释方法在保护弱势者权益倾向案件中的效用及其限度——从指导性案例40号切入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40号中,法院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等表述的"工作原因""工作场所"择取与工伤保险机构不同的解释方法,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作出有利解释,有助于保障立法目的实现、约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保护弱势者权益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扩展效果以及增进民众积极依法维权的意识等。但是,地方法院在参照适用保护弱势者权益倾向的指导性案例做裁判时,还需注意有利于弱势者解释的限度,具体包括:以文义解释为首选解释方法、在个案中细致甄识弱势者身份、确认保护弱势者的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类似,以及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达成司法共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