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日本国成年监护制度

2000年4月日本开始施行成年监护制度。伴随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老龄化速度也非常快,有必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引入成年监护制度。本文译自日本冈孝教授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日本等国成年制度保护的对象、保护方法;描述了制度启动的方法,成年监护人界定和权限,监护人的监督机关。同时,对成年监护制度的理念、监护法规定的设置、任意监护等进行了比较介绍。     

山东省:压实防控责任 确保儿童福利机构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山东省各级民政部门全力做好儿童福利领域疫情防控工作,有效保障全省儿童福利领域儿童和干部职工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一是迅速安排部署,严格落实责任。疫情发生后,山东省民政厅第一时间下发《关于做好全省民政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专门制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儿童福利领域重点工作的通知》,从严格落实机构防控措施、强化家庭寄养监管、做好在外就医儿童关爱、强化基本生活兜底保障、督促落实监护责任、落实关爱服务措施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行政法学视野下的精神病人监护制度

我国基于亲属自治和社会自治理念设计精神病人监护制度,将监护制度定位于纯粹民事制度.精神病人监护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对精神病人承担补充监护责任,裁决监护人间监护纠纷,确认监护人与精神病人监护关系,并对监护人监护活动实施监督.行政权介入导致精神病人监护关系发生变化,除民事关系外,还有行政救助、行政裁决、行政确认和行政监督检查关系,精神病人监护关系需要行政法调整.     

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构成要素研究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关注。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应该包含的五个基本构成要素中,监护事项国家决定法律规范、监护监督法律规范、亲权强制终止法律规范和国家代替位监护法律规范是构成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核心要素,也是判断一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试论我国监护信托制度的构建

从监护信托的定义、特征、可行性、优越性与具体措施等方面初步探讨了我国监护信托制度的构建。监护信托制度的构建可以弥补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监护内容缺失、监护责任缺失、监护监督缺失等不足,保障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与老年人的财产权益。     

国家是孩子的终极监护人

＂祖国是所有孩子的共同母亲。＂这是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句子。它的背后,包含着国家竭力保障每一个孩子合法权利的庄重承诺,也渗透着民众对国家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深切期待。摸查：中国有一大批得不到家庭适当监护的儿童基于父母和孩子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连接,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法律,都将抚育孩子的责任交托给其父母,强调父母具有照顾、保护和教育孩子的道德义务与法律责任。、     

河北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现状、不足及完善对策

随着我国困境儿童数量的增加,相应权益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而在其中,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本文通过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状况进行实际调研,采取个案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出我省目前困境儿童的范围和现状,及其法律方面的具体需求。在此基础上,分析困境儿童法律援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困境儿童法律援助中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困难、问题。最后,在借鉴外国相关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我省困境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构建的一系列合理性建议。     

隐匿身份侦查的定义与性质析 评简

隐匿身份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侦查机关的聘任人员以经过批准的化名或掩护的身份．接近侦查对象获取信息或证据材料的侦查方法，具有隐秘性、共生性和消极性特征。在主观要素上．隐匿身份侦查获得了侦查对象概括性或语境性的同意或承诺。在客观要素上，隐匿身份侦查没有使用直接强制力，没有侵犯重要法益，并强调使用的必要性。因此，隐匿身份侦查属于任意侦查，必须对其施以合理的法律规范。否则，极易使隐匿身份侦查措施失去其在法治社会当中应有的“尊重”，即正当性与合理性。     

汶川地震灾害中折射出的若干民法问题

人们做的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都是以某种信仰的名义干的。引言——[英]L.T.霍布豪斯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地震。截止到本文写作前,已有遇难67183人,失踪20790人,受伤361822人,接受治疗的共有84810人。汶川地震震级之高、涉面之广、破坏之大、施救之难,令世界震惊。举国上下,无不陷入了     

初查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初查是在立案之前对案件线索进行初步的筛选和过滤，以判断是否达到立案条件，并为正式侦查作准备的调查活动，它已成为刑事办案中不可或缺的前置程序。初查属于任意侦查的范畴，因此，“法无规定得行使，法有规定更得行使”；立案仅是强制侦查的启动要件，并非任意侦查的启动要件，因此初查可以先于立案而进行。在初查中，可以采取询问、同意搜查、同意扣押和调取证据材料等各种任意侦查措施，但不得采用可能强制性干预当事人重要权益的侦查手段，也不得在初查中采用行政调查手段。基于初查程序的合法性，初查中所获的证据，不论是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均自始即具有证据能力，无须经过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