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人大地位作用的认识与思考

正"党和国家对人大工作和建设,特别是基层人大工作高度重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惟有紧跟时代步伐,以夙夜在公的精神,不待扬鞭自奋蹄,努力适应新形势,依法履职,充分发挥职能职责作用。做好新时期人大工作,关键是要把握一条主线、紧扣一个主题、抓住一个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基于网络嵌入性的CEO更迭对组织能力影响分析

以往关于CEO更迭引发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基于委托代理和人力资本观角度,但CEO的离任和继任不仅意味着组织代理人或人力资本发生了变化,更意味着组织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变化。以社会网络视域为理论透视,对CEO社会网络嵌入性与组织能力间关系进行分析,发现CEO企业内社会网络嵌入性对组织探索能力及开发能力均有影响,而其企业间社会网络嵌入性则仅对组织探索能力有影响。因此,高度嵌入企业内、外部社会网络的CEO离任对组织能力将产生消极影响,故在更迭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离任CEO与继任CEO社会网络嵌入性的差异,继任者的选择应与继任时组织的特定目标相匹配。     

在践行群众路线中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树立群众观点、转变干部作风所开展的重要活动。活动要求把党的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践行群众路线中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而解决当前作风建设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浅析邓小平理论的逻辑思维特征

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思维实践过程中 ,其逻辑思维遵循这样一种辩证过程 :归纳—演绎—归纳。同时 ,其逻辑思维始终贯穿着实践性、系统性、多样性的方法论特色。这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实践中的真正运用。     

美国对职务发明适用约定优先原则的限制 兼评《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第十八条第二款

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科技部共同起草《职务发明条例草案》以来,其中限制约定优先原则的规定一直是争议的焦点问题。美国雇主在雇员入职时也常会要求其签订"提前转让发明协议(pre-invention assignment agreement)"。美国各州州法中限制约定优先原则的规定寥寥无几,而美国判例法在限制约定优先原则方面经历了重大转变。21世纪以前,美国法院在限制约定优先原则时主要考量不合理条款和充分对价补偿两因素对格式合同效力的影响;21世纪至今,美国法院则试图以合同法内部的预约合同理论"弱化"约定优先原则的适用。我国正在起草的《职务发明条例》可以借鉴美国判例法和成文法的经验,审慎制定约定优先原则的限制条款,具化限制情形,并做好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工作。     

历史关节点前沿研究述评

历史关节点是比较历史分析的重要分析概念,但内涵界定上的不严格,以及由此导致的概念滥用,引发了学者们对这一分析概念在方法论上进行精细化研究。丹·斯莱特和埃丽卡·西蒙斯创设了"关键性前因"概念,以补充历史关节点分析,完善因果推理。希勒尔·戴维·索费提出了容许性条件和生成性条件,使得历史关节点分析更方便和更易操作。约翰·霍根从社会冲突的视角来认识历史关节点,使之与增量变化区别开来。乔瓦尼·卡波奇和丹尼尔·凯勒曼通过定量化的方式对历史关节点的关键性进行了纵向比较。这些进展推动了比较历史分析,丰富了比较研究方法。     

改造是怎样起作用的?——读《人格改造论》

行为的产生机理是本能转化为需要,需要以欲望为中介,孕育形成动机,动机则产生行为。人格改造的一个核心是对人格动力的改造。改造罪犯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他们的人格得到完善和升华;人格升华的内在机制在于人格动力的升华。人格改造是一种人格动力的能量移置和能量转化过程。     

股东对公司新增出资份额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案号申请再审:(2010)民申字第1275号【案情】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捷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公司)。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阳黔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黔峰公司)、重庆大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林公司)、贵州益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康公司)、深圳市亿工盛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工盛达公司)。     

常规的例外化与例外的常规化——重新理解中国法律的实效性困境

法律实效性区分为单个法律的实效性和法律体系整体的实效性。法律体系整体的实效性即普遍存在的对法律体系的规范性态度，与法律的规范性紧密相关。现代社会是一个由远程陌生人组成的、高速流动和价值多元的社会。人际交往中双重偶联性问题，是现代社会建构的根本难题。要化解这个难题，就必须使得交往过程中的一方在面临失望时仍保持“稳定的对预期的预期”。这只有在普遍存在规范性态度下方有可能。而中国法律实效性的大面积缺失恰恰意味着这种普遍存在的规范性预期的丧失。其后果则是种种现代病的反复发作。而“常规的例外化和例外的常规化”的处理方式，并不能有效地医治这些现代病，现代法治的建构才是治病的唯一药方。     

试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可诉讼的范围之外,导致可诉的行政行为范围过窄,不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和对行政行为进行最有效监督,也不能有效降低诉讼成本和社会成本。因此,应当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可诉的范围。本文从抽象行为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了抽象行政行为之诉的制度设计。